文献通考 第5页
【卷六 田赋考六】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 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开郑国渠。 韩欲疲秦人，使毋东伐，乃使水工郑国说秦，令开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郑国渠”。 秦李冰开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则祀之，若信者，可谓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遗，而怜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贾以征伐显，交以出入传命谨信为功，此二者皆裂地为王，连城数十；代王喜以弃国见省，而子濞亦用力战王吴。独信区区，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兴万世之利，而爱惠岂与贾、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谓能，能杀人者也；与夫辟地垦土，使数十万之民世世无饥馁之患，所谓善养人者，於以相譬，犹天地之悬绝也。然覃、濞以功自名，信不见录，岂杀人易以快意，养人不见形象哉？然彼贾、濞之死，泯无闻久矣，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於李冰、文翁邪？愚读《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氵臾（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 武帝开渭渠、龙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益肥关中之地，得。”天子以为然，令齐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记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後，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皮氏，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今宝鼎县地。蒲坂，今河东县地，并属河东郡），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常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稍，惭也。其人未多，故谓之“稍”）。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即今冯翊县）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重泉在今冯翊郡界，今有乾坑，即熊罴之所穿渠）故恶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音惩）引洛水至商颜下（徵在冯翊郡，即今郡之澄城县。商颜，今冯翊县界）。岸善崩（洛水岸），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颓”），东至山岭十馀里。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是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泽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仰谓上向）。帝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约令。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免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平徭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之利）。”後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此时无公爵，盖相呼尊老之称也）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音药）阳（谷口，今阳县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锸为，决渠为雨（锸，锹）。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当粪）。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数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乃发卒塞瓠子决河，筑宫其上，名“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梁、楚乃无水灾。是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辅渠，倪宽所穿）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元帝时，召信臣造钳卢陂。 建昭中，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於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及後汉，杜诗为太守，後收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传》：躬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上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翟方进传》：汝南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是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曲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後汉章帝建初中，王景为庐江太守。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废，景重修之，境内丰给（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在今安丰县界）。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始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顷，至今人获其利。 晋武帝咸宁元年，东南水灾，杜预请决坏诸陂，从之。 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当阳侯杜预上疏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氵亭，高地皆多尧脊，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为思虑。臣愚谓既以水为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陂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荆河州东界，今汝南、汝阴、谯郡之也）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五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预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顷来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种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堰，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臣又见宋汉、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三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无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馀顷，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馀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先劝，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早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长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常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 按：水利之说，三代无有也。盖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广四尺，谓之沟；十里之成，广八尺，谓之洫；百里之同，广二寻，谓之浍。夫自四尺之沟，积而至於二寻之浍，则夫一同之，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盖不少矣，是以能时其蓄泄，以备水旱。子产相郑，犹必使田有封洫，盖谓此也。自秦人开阡陌，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沟洫之制大坏。後之智者，遂因川泽之势，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说兴焉，魏起、郑、白之徒以此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岁，不幸霪潦，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以纾水患也。 张（音开）为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乃立曲阿新丰塘（今丹阳郡），溉田八百馀顷，每岁丰稔。 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荆河刺史，治寿阳（寿春）。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乃因旧沟引淠水（在汝南）入陂，伐木开溱，水得通泾，由是丰稔。 後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镇，今灵武郡。富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馀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时高於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请入来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占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尺，绝岸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旬日之，则水一遍，水凡四溉，得成实。”从之。公私获其利。 裴延携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不复，水旱为害。延携自度水形营造，未几而就，溉田万馀顷，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六十馀顷。 贞观十一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称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白城塘，溉田八百馀顷，百姓获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馀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馀顷。 开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以害水田。一切毁之，百姓蒙利。 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七十馀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开决郑、白二水支渠，毁碾，以便水利，复秦、汉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杨炎请於丰州置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详见《屯田门》）。 贞元八年，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始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锺。楚俗佻薄，旧不凿井，悉饮陂泽。皋乃令合钱凿井，人以为便。 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馀顷。十二月，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故道，从郑滑节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止二里，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薛平询诸将吏，得古黄河道於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以上闻，诏许之。乃於郑、滑两郡徵促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ν复长城县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顷。 长庆二年，温造为郎州刺史，奏开复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利之，名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复为河阳节度使，奏浚怀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 长庆中，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浚钱塘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见}，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五十馀顷。作《湖石记》，言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 周显德五年，以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开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临济令黄懋请於河北诸州置水利田，兴堰六百里，置斗门灌溉（详见《屯田门》）。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临言：“保州塘泺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处，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苏轼上书论之，略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皆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沮格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宁四年，御史刘挚言：“内臣程、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臣谨按程等将命兴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於朝，复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乞明布等罪状，重行贬窜。”王安石为辩甚力，遂寝不报。 六年，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等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於畿县、澶州，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举河北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分析，王安石复为之辩明云。 原武等县民，因淤田侵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追呼，将杖之，民即缪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馀名，但二吏来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吕氏曰：“汴河乃京师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谓决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泺，乃北边之设险，而安石以塘泺为无益，数欲废之。本朝恃河以捍虏，恃汴以通食，恃塘泺以安边，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数出高奇之策以动之，其罪大矣。” 六年，诏：“创水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皆湮废之。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 七年，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 高宗绍兴七年，潭州守臣吕颐浩修复马氏时龟塘田万顷。 侍御史萧振奏：“乞诏亲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县满任批书印历，量加旌赏。” 隆兴元年，知绍兴府吴芾乞浚会稽、山阴、诸暨县旧湖，以复水利，及筑萧山县海塘，以限咸潮。从之。又开掘鉴湖。 乾道二年，诏漕臣王炎相视开掘浙西势家新围田，谓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令守、ヘ、县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张津奏，乞开东钱湖潴水灌田。从之。 七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奏开兴元府山河堰，溉南郑、褒城田九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 淳熙二年，淮东总领钱良臣奏，修复镇江府练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馀万亩。从之。 三年，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陈围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复令监司守臣禁止围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术。然豪右之家，未有无所凭依而肆意筑围者，闻浙西诸县江湖草荡，计亩纳钱，利其所入，给据付之。望条约诸县，毋得给据与官民户及寺观。”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绝其源，後去复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宁宗嘉定七年，令临安府复西湖旧界至，自嘉泰以後续租地段侵占湖面处，尽行开拓，仍尽蠲岁增租钱。 ◎圩田水利 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议修圩官赏罚。诏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於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又诏建康新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馀顷。近岁垦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额。 绍兴二十三年，诏以永丰圩赐秦桧。桧死，圩复归有司。 乾道元年，诏令淮西总领所拨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项桩管，非诏旨得擅用。 臣僚言：“秦桧既得永丰圩，竭江东漕计修筑堤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据总领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顷，共理租二十一万一千馀秤。当年所收才及其半，次年仅收十五之一。假令岁收尽及元数，不过米二万馀石，而四州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东转运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广，乞依浙西例开掘，及免租户积欠。”从之。江东转运司奏：“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今五十馀载，横截水势，每遇泛涨，冲决民圩，为害非细。虽营田千顷，自开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顷，而损害数州民田，失税数倍。欲将永丰圩废掘潴水，其在侧民圩不碍水道者如旧。”诏从之。其後漕臣韩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请佃，後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五十年，皆权臣大将之家，又在御府，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开掘之命遂寝。 乾道九年，诏户部侍郎叶衡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馀里，新增筑九里馀，太平州黄州镇福定圩周回四十馀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回一百五十馀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回总约二百九十馀里，通当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馀里。并皆高阔壮实，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於是诏奖谕。 知宁国府汪澈言：“他圩无大害，惟童圩最为民害，只决此圩，水势且顺。”从之。 ◎湖田围田 绍兴五年春二月，宝文阁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不为灾。本朝庆历、嘉，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壬子岁，尝取会馀姚、上虞两邑利害，自废湖以来，每县所得租课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遂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访问，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上。”诏诸路漕臣躬亲相度，以闻於朝。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来，其在浙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亻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已困民，皆不复问。《涑水记闻》言：“王介甫欲兴水利，有献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万顷者，介甫然其说，复以为恐无贮水之地，刘贡甫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则可以贮之矣。介甫笑而止。当时以为戏谈。”今观建康之永丰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芦场 绍兴二十八年，诏户部员外郎莫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氵肃、邓根、孙荩检视逐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等。既而侍御史叶义问等言贫民受害，乃诏：“沙田、芦场止为世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一例根括。”寻诏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馀如旧。置提领官田所领之，不隶户部。 二十九年，诏尽罢所增租。
【卷七 田赋考七】
○屯田 汉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调，发遣之也。故吏，前为官职者）。 宣帝神爵元年，後将军赵充国击先零羌，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 充国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音告）（音门，即金城郡广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理湟（音皇）ɑ（音陕）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谓班与之），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ヘ马十二，就草（ヘ马，副马。十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也），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为一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摧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於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堕谓因寒而堕指也），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种），使生他变，十也。治湟ɑ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三千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诏可。充国振旅而还。 按：屯田所以省馈饷，因农为兵，而起於汉昭、宣之时。然文帝时，晁错上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为之高城深堑，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俾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输将之费寡。”则其规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则与以田屋，令其人自为战守，而此屯田则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获以饷兵，微为不同。又按：武帝征和中，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请屯田故轮台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不从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轮台西於车师千馀里，去长安且万里，非张掖、金城之比，而欲驱汉兵远耕之，岂不谬哉？赖其说陈於帝既悔之後耳。武帝通西域，复轮台、渠犁，亦置营田校尉领护，然田卒止数百人。今弘羊建请以为溉田五千顷以上，则徙民多而骚动众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从也。 东汉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 光武建武四年，刘隆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马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夏，李通破公孙述於西城，还屯田顺阳。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关。张纯将兵屯田南阳。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罢伊吾卢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击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定西域，复置戊己校尉。 十四年，安定降羌烧何种反，曹凤请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及省委输之役。上乃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开置东、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顺帝永建四年，虞诩上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土惟上，且沃野千里。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书奏，帝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明年，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西河，以逼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马续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平故事。邓训击败迷唐诸羌，威信盛行，遂罢屯田，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馀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阳嘉元年，复置元菟郡屯田六部。傅燮为汉阳太守，广开屯田，列置四千馀营。 献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许下。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及韩浩请建置屯田，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之饶，起於祗而成於峻。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宣王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畜，为灭贼资，乃使邓文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百亿，以为大役。陈、蔡之，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氵比（旁脂反）水四百馀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於颍南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馀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於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馀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太康元年平吴之後，当阳侯杜元凯在荆州（今襄阳郡）修召信臣遗迹（召信臣所作钳卢陂、六门堰，并今南阳郡穰县界，时为荆州所统），激用氵蚩（音蚩）、氵育（音育）诸水，以浸原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馀里（夏水、杨口在今江陵郡江陵县界，巴陵即今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阳并郡），南土歌之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知名与勇功！” 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大兴中，三吴大饥，後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返。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待之。” 穆帝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今临淮郡县）屯田於东阳之石鳖（亦在今之临淮郡界），公私利之。 齐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积而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 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今范阳郡范阳县界），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於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耕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於长城以北大兴屯田。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因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於尚书省。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开元二十五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百九十馀万斛。初，度支岁市粮於北都，以赡武振、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 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於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乃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官田，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馀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粮种，使偿所负粟。一岁二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州，极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馀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馀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後宰相持其议而止。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後党项大扰河西，宁节度使毕П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开元令：“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於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软有硬，亦依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以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乾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天宝八载，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宋太祖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兴营田也。 先是，自雄州东际於海，多积水，戎人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雍熙後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後，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请於顺安寨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频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坏城垒民舍，复请因积潦处畜积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沧州临津令黄懋上书，请於河北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乃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习攻战，亦耻於营葺，种稻又不成，群议益甚，几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按：古者，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於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壤，然後兵农判而为二，不特农疲於养兵，而兵且耻於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敝於饷军也哉！ 真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请增广方田，疏治沟塍，为胡马之阂。诏边臣经度之。顺安军、威虏军、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大中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召募役兵，自京师传送，鬻秸以补牛阙。 陕西转运使刘综上言：“宜於古原州建镇戎军，以备贼迁，请於军城四面置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以耕种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无寇则耕，寇来则战。”从之。既而原、渭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太宗时，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上言：“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馀粮，地有遗利。臣等每於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垦田之利，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於陈、许、邓、颍、蔡、宿、亳至於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明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给牛一头，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至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於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於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案视经度。事卒不行。 襄州襄阳县有屯田三百馀顷，知州耿望请置营田务，是岁，种稻三百馀顷。五年，以其烦扰，罢之。 唐州赭阳陂亦有营田务，岁种七十馀顷。後以其所收薄，且扰人，罢之，赋贫民。 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复後，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戎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顷，得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屯得名，则固以兵耕；营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筑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错田塞之制，故以营名，其实用民而非兵也。国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名屯田者，皆因五代旧名，非实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则奏改保州、定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则募兵以供其役。熙宁取屯田务罢之，则又收务兵各隶其州，以为厢军，则屯、营固异制矣。然咸平中，营田襄州，既而又取邻州兵用之，则非单出民力。熙、丰，屯营多在边州，土著人少，则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於是屯田、营田实同名异，而官庄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杂用兵民也。其又有牧地者，本收地以给牧养，後亦稍取可耕者以为之田，而边地荒弃者，又立顷亩，招弓箭手田；其不属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给大抵参错，名虽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按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枯寒，从枢密副使邵亢请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屡言丰岁所入亦不偿费，诏沿边屯田，不以水陆，悉募民租佃，罢屯田务，收其兵为州厢军。 五年，知延州赵Ι乞根括闲田及募弓箭手，诏如其请行之。 Ι上议曰：“今陕西虽有旷土，而未尝耕垦，屯戍不撤，而远方有输纳之勤。愿募民耕闲田。”经略安抚使郭逵言：“今怀宁寨新得地百里，已募弓箭手，无闲田可耕。”遂括得地万五千馀顷，募蕃汉兵几五千为八指挥。知熙州王韶乞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又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美田，朝廷委提点秦凤刑狱郑民宪兴营田，奏辟官属，以集其事。 七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元丰二年，以所收不及额，罢之。 九年，诏：“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权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给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孰为优劣，以行赏罚。”六月，郑民宪言：逃走弓箭手并营田地土，作多方设法，召人请佃。今来认租课，乞许就近於本城寨送纳，特与蠲免支移、折变。”从之。 知河州鲜于师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顷为屯田。从之。 枢密使吴充言：“实边之策，惟屯田为利。近闻鲜于师中建请，朝廷以计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试治百顷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诚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为助法，公田似有可为。且以熙河四州较之，无虑一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岁收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万。官无营屯、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损，省转输，平籴价，凡六便。”诏议其事。议者谓弓箭手皆新招，重以岁连不善，若使之自备功力耕佃，恐人心动摇，宜俟稍稔推行。 元丰元年，诏经制熙河财用司括冒耕地，期半岁，使民得自言。 五年，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及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馀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寨堡见缺农作厢军，乞许於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从之。 八年，枢密院上河东经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种木瓜原地，凡用将兵万八千馀人，马二千馀匹，费钱七千馀缗，近九千石，糗粮近五万斤，草万四千馀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赐约束。”诏谕吕惠卿蹈前失。 先一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耕新疆於木瓜原等处五百馀顷，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至是，乃诏戒之。 元元年，永兴军民庶进状言：“兴平县有地二百四十馀顷，久输二税。熙宁五年，本县抑令退为牧地。”诏提刑司审定以奏，如他州县更有以税地改牧地者，亦具以闻。提刑司乞与免纳租钱，给种如故。 大观二年，陕西转运副使孙琦言：“西宁、湟、廊三州良田沃野，并给族部，略无税赋。今进筑之初，宜召诸首领与族长开谕，令量立租课，责期限，并委族长使之催输。”诏童贯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举泾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汉蕃田土，其已开熟地仍许著业外，若非朝命所给，而州军帅司一时私自拨予，或川原漫坡地土今仍荒闲者，并以给招阙额人马，惟其不堪耕种者，方许拨充牧地，庶可究极地利，增广人兵。”从之。 祖宗时，营田皆置务（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务。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天圣四年，废襄、唐二州营田务。庆历元年，陕西置营田务）。何承矩建议於河北（端拱元年）欧阳修募弓箭手於河东（庆历二年），陈恕、樊知古招置营田於河东、北（端拱二年），范仲淹大兴屯田於陕西（庆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二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熙宁七年）。正以极边两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馀，因地之利，课以耕耘，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所以为扈边实塞之要务，足国安民之至计也。然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营者，分里筑室，以居其人，如晁错田塞之制）。咸平中，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熙、丰，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为扰（虞奕於徽），或以差借耨夫为扰（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或以诸郡括牛为扰（庆历，范雍括诸郡牛），或以兵民杂耕为扰，又或以诸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为扰（元符三年九月，提举河东营田言），至於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末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且又责其借力於公田，虑人心易摇，卒莫之行（熙宁九年正月，郑民宪言）。 绍兴元年，镇抚使、知荆南府解潜奏，措置荆南、归、陕、荆门、公安五州营田。其後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 二年，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凡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其弓兵等，半为守御，半为耕种，如遇农时，则就田作，有警则充军用。凡耕种则必少增钱粮，秋收给斛斗犒赏，依锄田客户则例，馀并入官。凡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输，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渐众，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务，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更不别置官吏。当时廷绅因规奏请，相与推广，谓：“一夫受田百亩，古制也。厥今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难以概论，当听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阙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受田，五人为一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又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又诏湖北、浙西、江西屯营田，徭役科配并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馀力。今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 六年，右仆射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岁中收三十万有奇。 八年，监中岳李き言：“营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难耕，多收子利。”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兼领。於是诏帅臣兼领营田，内见带营田使名者即仍旧。 诏奖谕川陕宣抚吴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约收二十五万石，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营田，以绍兴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数内取三年最多数，内取一年酌中为额，县官奉行有方，无词诉抑勒处，分三等定赏罚。 隆兴元年，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或远数百里追夺以来，或名双丁，役其强壮，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以为官，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罢之诚是也。然臣窃谓自去岁以来，置耕牛，置农器，修长、水二渠，费已十馀万，其岂无已垦辟之地？岂无庐舍场圃尚可卒业？一旦举而弃之，必为势家所占，则是捐十万缗於无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终不可耕也。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今逾期矣。官不能给，则老弱饥饿者转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伤国体。臣愚以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规，与其弃之，孰若使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後取其馀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种人依旧外，馀令虞允文同王疾速措置。 扬州、兴元府、阶、成、岷、凤等处屯田，後皆以所得不偿所费，罢之。 议者皆曰：“汉赵充国、魏枣祗屯田皆卓有成效。”不知充国以方隆之汉，敝垂尽之先零；枣祗以未裂之中原，营於无虞之许下，其为之也暇，且无有害其成者。今禾黍未登场，而驰突蹂践，有不可必，苟严其备，有以限戎马之来，则沿边莽堰，莫非可耕之地矣。 ○官田（籍田附）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朱子集注》：“当时助法尽废，典籍不存，惟有此诗可见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择元辰，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保介，车右也。置耒於车右与御者之，明已劝农，非农者也），反执爵於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既耕而宴饮，以劳群臣）。 《周礼》：甸师掌率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其属，庶人也。王籍，谓王者籍田千亩，所亲帅公卿以下亲耕农人耕之处也。庶人终於千亩，故曰率其属，入其所收黍稷，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後，藉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 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见>（音脉）土，阳瘅（丁佐反）愤盈，土气震发（瘅，厚也。愤，积也），农祥晨正（农祥，房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正於午），日月底於天庙（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乃不殖（言阳气升，土膏动，当即发动变泻其气，不然，则脉萌而气结，更为灾疫）。’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阳官，春官。司事，主农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於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农大夫，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行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班，次也。王一垡，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终於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宰赞王，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师、音官以风土（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廪於籍东南，锺而藏之（廪，御廪，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时布之於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於农，修其疆畔，日服其，不解於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於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之。 文帝二年，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今背本而趋末，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手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乃开籍田。 十三年，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令立耕、桑之礼制也）。” 景帝後二年，亲籍田。 武帝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养马之苑，禁百姓刍牧，今赐民为田）。 征和四年，上耕於钜定（地名，近东海）。 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钩盾弄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弄田，在未央宫中。） 六年，上耕於上林。 元凤二年，罢中牟苑，赋贫民。 宣帝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 三年，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又令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省苑民，以振困乏。 二年，诏罢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飞外池、严池田，假与贫民。 五年，罢北假田官（主假赁见田官与民，收其税。或曰：北假，地名也。） 永光元年，令民各务农亩，无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後汉 礼仪志》：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贺循《籍田仪》曰：“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於田所。”薛综注《二京赋》曰：“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籍，田在国之辰地）。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以次耕。力田种各讫，有司告事毕（《汉旧仪》曰：“春秋耕於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万斛，为立籍田仓，置令、丞。皆以给祭天地、宗庙、郡神之祀，以为粢盛。”）是月令日，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俎笾豆，工歌县）。 明帝永平九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 十三年，汴渠成，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田赋与贫人。 元和元年，诏：“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饶者，悉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庸，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後欲还本乡者，勿禁。” 三年，诏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种粮，务尽地力，勿令游手。” 安帝永初元年，以广城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 魏制：天子亲耕籍田，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 晋武帝太始四年正月，帝躬耕籍田於东郊，诏曰：“近代以来，耕籍田於数步之内，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循千亩之制，当率群公卿士躬稼穑，以先天下。於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宫八里，远十六里为北千亩）。”帝御木辂以耕。自惠帝後礼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将亲耕，司空、大司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中开阡陌。 齐武帝永明中，耕籍田。 梁依宋、齐礼，天监十三年，以启蛰而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 後魏太武帝天兴三年春，始躬耕籍田。 北齐籍於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梁、白、大豆、赤黍、小豆、黑祭、麻子、大小麦，色别一顷，自馀一顷，中通阡陌。 隋制：於国南十四里启夏门置地千亩为坛，行播，殖礼九，纳於神仓，以拟粢盛，秸藁以饷牺牲。 唐太宗贞观三年二月，籍於千亩之甸。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率公卿耕於千亩之甸。 乾封二年、仪凤二年、景三年，并躬耕籍田。 元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躬耕籍田。 宋太宗端拱元年，亲耕籍田，以劝农事。 天禧元年，以久罢畋游，其京城四面禁围草地，令开封府告谕百姓，许其耕牧。 四年，福建转运使方仲荀言：“福州王氏时，有官庄千二百一十五顷，自来给与人户主佃，每年只纳税米。乞差官估价，令见佃人收买，与限二年，送纳价直。” 仁宗天圣三年，屯田员外郎张希颜奏：“福建八州皆有官庄，七州各纳租课，惟福州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显是幸民。乞相均米数，依州价折纳见钱，铜、铁中半。”从之。 嘉二年，诏以天下没入户绝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广惠仓，以赈贫人（见《赈恤门》）。熙宁，以广惠仓之入，归之常平。 神宗熙宁二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庄，皆子孙相承租佃岁久，乞不许卖，其馀没官纳庄愿卖者听。”从之。 七年，诏：户绝庄产召人充佃，及入实封状承买，以其直增助诸路常平钱。 开封府界、诸路系省庄屯田、营田，稻田务及司农寺户绝、水利田，并都水监、淤田官庄司四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八顷一十六亩，内三司官田庄四千五百九十三顷四十亩零，总收租馀斛斗匹帛六万一千四百九贯、石、匹；都水监、淤田司官庄五百五十四顷一十九亩零，总收租斛斗五万二百一十石、斤，秸秆等五十万一千六十六束、斤。 哲宗元元年，户部言：“鬻卖绝户田宅，既有估覆定价，乞如买扑坊场例，罢实封投状。”从之。 八年，诏：“凡官田及己佃而逃，或佃租违期应佃者，不别召佃，悉籍之官，为招募衙前之用。如未有投募，且令租佃，以应募者而给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市易折纳田产并依户绝田产法。 政和元年，时朝廷以用度艰窘，命官鬻卖官田，江西路一岁失折上供无虑二十馀万斛。运副张根建言，田既不存，当减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卖。 总领措置官田所言：“元奏存留屯田，为系河北、河东、陕西边防利害，乞存之不鬻。自三路外，名屯田者其实悉以民耕，与凡官田无异，无系边防，自应鬻卖。”从之。 知吉州徐常奏：“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其有得以为业者，於中悉为居室、坟墓，既不可例以夺卖，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今若令见业者买之，则是一业而两输直，亦为不可。而况若卖而起税，税起於租，计一岁而州失租米八万七千馀石，其势便当损减上供。是一时得价而久远失利，此议臣见近利而失远图，公私交害也。”於是都省乞下江西核实，如屯田纽利多於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之。他路仿此。诏可。 臣僚言：“天下系官田产，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隶属常平，则法许鬻卖；如天荒、逃田、省庄之类，在运司有请佃法。自馀闲田，名类非一，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户部奏：“凡田当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田之类，悉应存留；凡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场、圩田之类，并应出卖。”又奏：“仿熙宁制，所委官一年内卖及七分，与转一官，馀以次减磨勘；不登五分，加奏劾。”诏从之。 八月，诏：“乃者，有司建明尽鬻系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废久长之策。其总领措置官并罢，已卖田宅给还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经改更，但课亏租额者，与免仍旧修盖。官田已尝为墓，据合用亩步约价者，与免迁移。” 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县取民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则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说谓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创立租课。 初，因中官杨戬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城，西至沔池，北逾大河，民田有逾初券亩步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後苑、营缮所公田皆并於城西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输租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万四千三百馀顷。农亩困败，但能输公田钱，而正税不复有输。後李彦又立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彦主之。靖康初，诛彦。 宣和元年，提举水利农田所奏：“浙西平江诸州积水减退，欲委官分诣乡村检视露出田土，惟人户见业已纳省税不括外，其馀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悉标记置籍，召人请射种植，视乡例拘纳租课，桩充御前钱物，专一应奉御前支用，置局提举。如造谤惑众沮害之人，罪徒。”从之。 三年，诏：“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税课利内，特与减一半。”十月，尚书省言：“诸路学田并西南外宗室财用司田产，元所给佃租课太轻，不足於用。”诏许添立实封入状，添立租课，佃一次，如佃人愿从添数，亦仍给佃。 高宗建炎元年，从江南经制使翁彦国言，拘籍蔡京、王黼等庄田，令佃户就种，岁减租课二分。 三年，令：“应天下系官田，令有司依乡例纽纳佃租，期以半月，许民自陈输租额，过期依见行条法。” 绍兴元年，诏尽鬻诸路官田。命各路宪臣总领措置。 时以军兴，用度不足，又先时知永嘉县霍蠡言：“温州四县没官田，势家诡名请佃，岁责保正长代输，公私病之。”乃诏并召人鬻。五年，又诏：见佃人愿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钱三之二。 十二年，户部言：“诸路常平司未卖田，令见佃人添租三分，不愿者勒令离业，召人佃。” 知邵州吕稽仲言：“湖南、广西闲田甚多，若轻租召佃，收其所输，籴其赢馀，可宽州县。”诏户部措置。 刘夔为福州帅，贸易僧寺田以取资。至张守帅闽，始议存留上等四十馀刹，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实封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馀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户部侍郎韩仲通言：“蜀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系官膏腴之田尚众，乞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十年租，次边半之，满三年充己业。”从之。 户部言：“诸路卖官田钱，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今诸买官田者，免纳税契钱，又免和买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已给卖後，不许执邻取赎。旧六十日输钱不足者，钱没官，别召买，今倍其日。”皆从之。 二十九年，户部提领官田所言：“应官户、势家坐占官田，今依估承买，其浙西营田及馀路营田、官庄田、屯田并住卖。”诏各路提举司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县卖十万缗、州二十万缗，守令各进一秩，馀以次减磨勘，最稽迟者贬秩。荆南提刑彭合入对，言州县卖官田之害，望减价，无抑勒。户部以减价为难，但令勿抑勒而已。 谏议大夫何溥言：“比议臣欲优恤见佃者，令减价二分承买，而复谓其低价买、增价卖，或借钱收买、增价准折，许人告即拘没。夫始怜其失业而为之减价，终设为转卖之说而开其争端，望明诏改正。” 两浙转运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计米三万九千四十七石，系民户世业。今若出卖，便为私田，止输二税，暗失上供岁额苗米。”乃止。 臣僚言：“江东西、二广村之，人户凋疏，弥望皆黄茅、白苇。民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岂有馀力可置官产？浙东、西最号繁盛，所买仅及百馀万缗，累月尚未足数，且有抑勒之患。况江、广米既平，钱货艰得，亩直不过贯百，纵根括无遗，其能应期限乎？若谓命令已行，难於寝罢，乞宽之一年，听民情愿，无或抑勒，违者坐之。”诏可。 又言：“二年之，三省、户部困於文移，监司、州郡疲於出卖。上下督责，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纳者才十二，其事犹未竟也。盖买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後，率先投状，至於拆封，往往必得，今之已卖者是也。若中下之产，无人计嘱，所立之价，轻重不均，今之无人承买者是也。宜且令元佃之家著业纳租，岁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 宁宗开禧三年冬，韩胄既诛，复与虏讲解。明年，改元嘉定，始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命户部侍郎沈诜等条画来上，凡胄与其他权亻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初，以御史提其纲，继委之版曹或都司、寺、监官，其後又俾畿漕领之。诸路岁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两浙、江东西、淮东西、福建皆有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虏好既绝，军需边用每於此乎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