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第5页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代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人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余餐委室；疋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于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兴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通典卷第九　食货九 　　钱币下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闲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刱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迹，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着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人闲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闲，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闲，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闲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钱已布于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闲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于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荆州，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汉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广，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文则重一斤二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于余钱。又有对文钱，其源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疋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贾不通，贸迁颇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是。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时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踰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今郡地。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岛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刱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鹅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行使。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例程，裂疋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犹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今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于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奏曰：「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入为武贲中郎，亲对光武，释其趋向，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计。 　　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闲，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闲，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后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闲钱少，晋王广又请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闲，私铸颇息。 　　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鐷、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欧阳询为文书，含八分及隶体。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后盗铸渐起。 　　显庆五年，以天下恶钱转多，所在官为市取，五文恶钱，酬一好钱。其年，又改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二文。 　　干封元年，造「干封泉宝」钱，直开元钱十。周年以后，旧钱并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干封钱贮。 　　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铸钱造意人及句合头首者，并处绞，仍先决杖一百。从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决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长；老疾不坐者，则罪归其以次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决六十。若有纠告者，即以所铸钱毁破并铜物等赏纠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赏。」 　　武太后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铸。 　　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甚滥恶。其郴、衡私铸小钱，纔有轮郭，及铁锡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以钱模之，斯须盈千，便赍用之。 　　开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诏，又切禁断天下恶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由是四民扰骇，谷帛踊贵。二月又敕：「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和义；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 　　十七年制曰：「古者作钱，以通有无之乡，以平小大之价，以全服用之物，以济单贫之资。钱之所利，人之所急，然丝布财谷，四民为本，若本贱末贵，则人弃贱而务贵。故有盗铸者，冒严刑而不悔，藏镪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 　　二十年九月，制曰：「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闲，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古往今来，代革时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 　　中书侍郎张九龄奏请不断铸钱。上令百官详议。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皆曰：「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今若舍之，任人自铸，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如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由人铸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由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夫铜之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益贱，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不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钱加价回博，令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南，每一钱货得私铸恶钱五文，假托公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 　　十一载二月敕：「泉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城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闲应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敢违犯者，一事以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干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干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破用旧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公私不便，寻总停废，还用开元通宝钱。人闲无复有干元、重棱二钱者，盖并铸为器物矣。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钱用铜镴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通典卷第十　食货十 　　漕运　盐铁 　　　　漕运秦　汉　魏　晋　后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是言粟不可推移，则籴之者无利，粜之处受害。按：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则物重而麤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远赋。若数千百里漕运，其费百倍。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令疾至，故曰飞刍也。挽粟，谓引车船也。音晚。起于黄、腄、直瑞反，又音谁。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琊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黄即今黄县，腄即今文登县，并今东牟郡县。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汉兴，高皇帝时，漕转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谓京师之官府。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拟西南夷。又卫青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复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此损漕省卒。」天子以为然，发卒穿漕渠以漕运，大便利。 　　其后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颇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壖，而缘反，谓缘河边地。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又以为然，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语在田制上篇。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东流南入沔，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闻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然之，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孝宣即位，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石五钱，农人少利。时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商，度也。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三辅，今京兆、扶风、冯翊郡地。弘农，今陕郡地。河东，今河东绛郡、平阳郡地。上党，今高平、上党、乐平、平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理船，费直二万万余，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人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魏齐王正始二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以至于今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语在屯田篇。蜀相诸葛孔明出军至祁山，今扶风县，始以木牛运。其后又出斜谷，以流马运。按亮集，督军力、杜叡、满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法曰：「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轴孔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广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与前同。后扛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后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扛与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扛，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 　　晋武帝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虽有此诏，竟未成功。怀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堨，乌割反，拥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时，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 　　后魏自徐扬内附之后，徐州今彭城，扬州今寿州。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等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疋；河东一车，官酬绢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疋。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疋，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车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载，私人雇价，远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杂事，计一船有剩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陂。其陆路从陂至仓门，调一车雇绢一疋，租一车布五疋，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城，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就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所在，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同其陪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例。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刱，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量裁。」 　　尚书崔休：「按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请诸通水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无拥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蹔劳，久安永逸。」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今灵武郡。高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泝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屯山，即●●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陆浑县。邵州今绛郡垣县。余并今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卫、陕、华并今郡。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今西京城也。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范阳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浑得其地，并在今酒泉、张掖、晋昌郡之北。今悉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余反。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于平壤。高丽所都。 　　大唐咸亨三年，于岐州陈仓县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至京故城。音伐。京故城，即长安城。汉惠帝所筑，在今大兴城之西北苑中。 　　开元十八年，玄宗问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岛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后，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岛，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耀卿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