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70页
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 ○茶下 茶天圣三年八月，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奭等又欲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奭等议既用，益以李谘等变法为非。明年，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比视增亏数差谬，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夷简言：「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京师府藏常阙缗钱，吏兵月奉仅能取足。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效。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然士逊等犹被罚，谘罢三司使。初，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四年，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坏。 景祐中，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时谘已执政矣。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遂命谘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是岁三月，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请为更约束，重私贩之禁，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谘等复言：「自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既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叶清臣为三司使，是岁河北谷贱，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止二百万石。庆历二年，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数足而止，自是三说稍复用矣。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比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钱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余石，刍五十六万余围，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民用有限，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今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券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乃下诏曰：「比食货法坏，刍粟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商贾不行，豪富之家，乘时牟利，吏缘为奸。自今有议者，须究厥理，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置之重罚。」 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匹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行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绸、绢。」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繁，岁报刑辟，不可胜数。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因陷罪戾至破产逃匿者，岁比有之。又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万余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余斤，两浙二十三万余斤，荆湖二百六万余斤，唯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诏特损五万，至是增至七十九万余斤，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 先是，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景祐中，叶清臣上疏曰： 「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对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货，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 建国以来，法敝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三分之一，丁赋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嘉麟为《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陈通商之利。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向之，力言于帝。三年九月，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十月，三司言：「茶课缗钱岁当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万，又募人入钱，皆有虚数，实为八十六万，而三十九万有奇是为本钱，才得子钱四十六万九千，而辇运麋耗丧失，与官吏、兵夫廪给杂费，又不与焉。至于园户输纳，侵扰日甚，小民趋利犯法，刑辟益繁，获利至少，为弊甚大。宜约至和以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民，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官分行六路，还言如三司使议便。 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欢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岁输裁减其数，使得饶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置明刑，无或有贷。」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 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祐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巳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巳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巳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巳，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巳、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 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巳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茶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茶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巳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疏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迥、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宜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 明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 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陕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 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熙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岁贾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转运司月暨岁终比较都数之法。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宽，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岁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算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 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 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 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高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远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逾，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 陕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陕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与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乃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岁岁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陕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十一百余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余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镈，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 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粗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卖芽茶皆罢。 崇宁二年，尚书有言：「建、剑二州茶额七十余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依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重和元年，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诸路末茶入府界者，复严为之禁。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 元祐初，宽茶法，议者欲罢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岁课，持不可废；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等相继论奏，遂罢。绍圣初，章惇等用事，首议修复水磨。乃诏即京、索、大源等河为之，以孙迥提举，复命兼提举汴河堤岸。四年，场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余缗，吕安中二十一万余缗，以差议赏。元符元年，户部上凡获私末茶并杂和者，即犯者未获，估价给赏，并如私腊茶获犯人法。杂和茶宜弃者，斤特给二十钱，至十缗止。 初，元丰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颍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将即济州山口营置。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寻诏商贩腊茶入京城者，本场尽买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垛钱。裁元丰制更立新额，岁买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率。客茶至京者，许官场买十之三，即索价故高，验元引买价量增。三年，诏罢之。 明年，改令磨户承岁课视酒户纳曲钱法。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丰法，应缘茶事并隶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大观元年，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寻命茶场、茶事通为一司。三年，复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请商旅贩茶起引定入京住卖者，即许借江入汴，如元丰旧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卖者禁，已请引者并令赴京。二年，以课入不登，商贾留滞，诏以其事归尚书省。于是尚书省言：「水磨茶自元丰创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于京城，仍行通客贩，余路水磨并罢。」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当是时，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十有八，惟洪、江、兴国、潭、建各置场一，监官一。罢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视捕私盐。二十一年，秦桧等始进《茶盐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时损益，至是审订成书，上之。 孝宗隆兴二年，淮东宣谕钱端礼言：「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如愿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贴输翻引钱十贯五百文；如又过淮北，贴输亦如之。」当是时，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翻引钱，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八年，减输翻引钱止七缗，通货侩见钱止八缗。淳熙二年，以长短茶引权以半依原引斤重钱数，分作四缗小引印给，而翻引贴输钱随小引输送。光宗绍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属邑科茶七千余缗。臣僚申明长短小引相兼，从人之便。户部言给卖小引，除金银、会子分数入输，余愿专以会子算请者听。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请：「隆兴府惟分宁县产茶，他县无茶，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穷索一乡，使认茶租，非便。」于是禁非产茶县不许民擅认茶租。 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以来，叶浓、杨勍等相因为乱，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二年，蠲未起大龙凤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复减大龙凤及京铤之半。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议者请鬻建茶于临安，移茶司事于建州买发。明年，以失陷引钱，复令通商。自是上供龙凤、京铤茶料，凡制作之费、篚笥之式，令漕司专之。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至元丰中，累增至百万。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遂以开同主管川、秦茶马。二年，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自后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至十七年，都大茶马韩球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额，茶司岁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加多。 乾道末年，青羌作乱，茶司增长细马名色等钱岁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累减园户重额钱十六万，又减引息钱十六万。至绍熙初，杨辅为使，遂定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然茶马司率多难之；乾道以后，岁拨止一二十万缗，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准。
自熙、丰以来，茶司官权出诸司之上。初，元丰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外，又催理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至宁宗庆元初，始除之。六年，诏四川产茶处岁输经总制头子钱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犀砦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 ○酒坑冶矾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陈、滑、蔡、颍、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薪及吏工奉料。岁计获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及酝齐不良，酒多醨薄，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赀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曲收其直。其后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余贯。两浙旧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遂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曲钱之制，附两税均率。二年，诏曰：「有司请罢杭州榷酤，乃使豪举之家坐专其利，贫弱之户岁责所输，本欲惠民，乃成侵扰。宜仍旧榷酒，罢纳所均钱。」天禧四年，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 川峡承旧制，卖曲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陈其非便，太平兴国七年罢，仍旧卖曲。自是，惟夔、建、开、施、庐、黔、涪、黎、威州、梁山云安军，及河东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兴化军，广南东、西路不禁。 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诸州官酿所费谷麦，准常籴以给，不得用仓储。酒匠、役人当受粮者给钱。凡官曲，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卖曲价：东京、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西京减五。 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钱，颇为烦刻。景德二年，诏毋增榷，自后制置使不得兼领酒榷。四年，又诏中外不得更议增课以图恩奖。天禧初，著作郎张师德使淮南，上言：「乡村酒户年额少者，望并停废。」从之。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是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曲钱增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五代汉初，犯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户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端拱二年令：民买曲酿酒酤者，县镇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概与宋初同，唯增永兴军、大通监、川峡之茂州、富顺监。 时天下承平既久，户口浸蕃，为酒醪以靡谷者益众。乾兴初，言者谓：「诸路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毋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勿听；主者自欲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至亏额负课，然后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 天圣七年，诏：「民间有吉凶事酤酒，旧听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两浙酒户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严禁止，犯者听人告，募人代之。」庆历初，三司言：「陕西用兵，军费不给，尤资榷酤之利。请较监临官岁课，增者第赏之。」继令萧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伍保输钱以充其数，嘉禧、治平中，数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诏蠲京师酒户所负榷钱十六万缗，又江南比岁所增酒场，强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曲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百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 熙宁三年，诏诸郡遇节序毋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州蔡挺言：「陕西有酝公使酒交遗，至逾二十驿，道路烦苦。」诏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复言：「知莫州柴贻范馈他州酒至九百余瓶，用兵夫逾一百人。」故并诸路禁焉。 四年，三司承买酒曲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以禄吏。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曲院酒户鬻酒亏额，原于曲数多则酒亦多，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损其利。为今之法，宜减数增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患，而官额不亏。请以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闰年增十五万斤。旧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为数，后增为二百，百用足数，以便入出。」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酿，以公使钱率百缗为千石，溢额者以违制论。在京酒户岁用糯三十万石。九年，江、浙灾伤，米直腾贵，诏选官至所产地预给钱，俟成稔折输于官。未几，诏勿行，止以所籴在京新米与已籴米半用之。 元丰元年，增在京酒户曲钱，较年额损曲三十万斤，闰年益造万斤。二年，诏：「在京鬻曲，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斤直钱二百五十，俟鬻及旧额，令复旧价。酒户负糟、糯钱，更期以二年带输，并蠲未请曲数十万斤。」先是，京师曲法，自熙宁四年更定后，多不能偿，虽屡阁未请曲数，及损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负。至是，命毕仲衍与周直孺讲求利病，请：「损额增直，均给七十店，令日输钱，周岁而足，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其炊酝非时、擅益器量及用私曲，皆立告赏法。」悉施行之，而裁其价。三年，诏：「带输旧曲钱及倍罚钱，仍宽以半岁，未经免罚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许于旧宫院尊长及近属寄酝。增永兴军乾祐县十酒场。酒户负糟、糯钱，更令三年之内增月限以输，并除限内罚息，其倍罚曲钱已蠲三之一，下户更免一分。 元祐元年，删监司鬻酒及三路馈遗条。绍圣二年，左司谏翟思言：诸郡酿酒，非沿边并复熙宁之数。诏：「熙宁五年以前，诸郡不酿酒、及有公使钱而无酒者，所酿并依《熙宁编敕》数。仍令诸郡所减勿逾百石，旧不及数者如旧，毋得于例外供馈。」后又以陕西沿边官监酒务课入不足，乃令边郡非帅府并酌条制定酿酒数，诸将并城砦止许于官务寄酿。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无害公费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初，元祐臣僚请罢榷醋，户部谓本无禁文。后翟思请以诸郡醋坊日息用余悉归常平，至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计之。十月，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升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余裨转运司岁用。 大观四年，以两浙转运司之请，官监鬻糟钱别立额比较。又诏：「诸郡榷酒之池，入出酒米，并别遣仓官。卖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县、镇、村并禁，其息悉归转运司，旧属常平者如故。 政和二年，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务甲于诸路，治平前岁课三十万缗，今不过二十万。请令分务为三，更置比较务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请本路诸郡并增务比较。」从之。四年，两浙转运司亦请置务比较，定课额酿酒收息，以增亏为赏罚。诏：「酒务官二员者分两务，三员者复增其一，员虽多毋得过四务。内有官虽多而课息不广者，听如旧。」是岁，以湖南路诸务糟酵钱分入提举司，令斤增钱三，为直达粮纲水工之费。立酒匠阙听选试清务厢军之法。清务者，本州选刺供踏曲爨蒸之役，阙则募人以充。 宣和二年，公使库假用米曲及因耗官课者，以坐赃罪之，监官移替。三年，发运使陈遘奏：「江、淮等路官监酒直，上者升权增钱五，次增三，为江、浙新复州县之用。」其后尚书省请令他路悉行之。诏如其请，所收率十之三以给漕计，余输大观库。五年，罢夔路榷酤，未几复旧，以转运司言新边城砦藉以供亿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卖坊户转鬻者，论以违制律。先是，政和末，尝诏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并禁之。诸路增酒钱，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毋入转运司。七年，诸路鬻醋息，率十五为公使，余如钞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储备之数，毋得移用。靖康元年，两浙路酒价屡增，较熙、丰几倍，而岁稔米曲直贱，民规利，轻冒法，遂令罢所增价。 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建炎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预焉，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四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升增二十文，上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
绍兴元年，两浙酒坊于买扑上添净利钱五分，季输送户部。又增诸酒钱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诸州军卖酒亏折，随宜增价，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司。先是，酒有定价，每增须上请。是后，郡县始自增，而价不一矣。五年，令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隶制总司。六年，以绍兴二年以后三年中一年中数立额，其增羡给郡县用。罢四川州、军、县、镇酒官百七员，其酒息微处并罢之。 七年，以户部尚书章谊等言，行在置赡军酒库。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资、普、广安立清酒务，许民买扑，岁为钱四万八千余缗。自赵开行隔槽法，增至十四万六千余缗，绍兴元年。 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后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余缗，绍兴二十五年。 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 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十年，罢措置赡军酒库所，官吏悉归户部，以左曹郎中兼领，以点检赡军酒库为名，与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库并充赡军激赏酒库，隶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汉、绵、邛、蜀、彭、简、果州、富顺监并汉州绵州、县各一员。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监官赏格依旧。四万、三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二倍减二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四倍减四年磨勘。二万、一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三季磨勘，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七千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一年半磨勘，四倍减二年磨勘。七千贯以下场务：增及一万贯减一年磨勘，二万贯减二年磨勘，三万贯减三年磨勘，四万贯减四年磨勘。 二十五年，罢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扰民，许买扑以便民。罢官监，后复制之。 三十年，以点检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造，别置店酤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诏罢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月库、月桩库之类，并省务寄造酒及帅司激买酒库。凡未分隶经、总制钱处，并立额分隶，补趁亏额。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见九年。 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帅，复以私扑酒坊九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输送行在，三分给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孝宗乾道元年，以浙东、西犒赏库六十四隶三衙，输课于左藏南库，余钱充随年赡军及造军器。二年，诏：「临安府安抚司酒库悉归赡军；并赡军诸库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数立额。」日售钱万缗，岁收本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羡余献以内藏者又二十万，其后增为五十万。四年，立场务官赏格。七年，以淮西总领周閟言，总所库四，安抚司库五，都统司库十八，马军司库一，增置行宫库一，共为库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为额；其行宫新库息钱，除分认诸处钱及縻费，以净息三分为率，一分输御前酒库；以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为名，遂铸印及改库名。八年，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江北之民困于酒坊，至贫乏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申严抑买之禁。淳熙三年诏：「四川酒课折估困弊，可减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缗，令礼部给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明年于四川合给湖广总所钱补之。」 宁宗开禧元年，知临安府兼点检赡军激赏库赵善防、转运判官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徽之言，官吏冗费，请诸司官属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课额失陷，依旧辟置。 初，赵开之立隔酿法也，盖以纾一时之急，其后行之诸郡，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故虽罢行、增减，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废云。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 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雕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诸山多银矿，而凤州山铜矿复出，采炼大获，而皆良焉。请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东、西川监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外，有司请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诏以非土产罢之。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景祐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饬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庆历中，屡下诏申敕之，语在《舆服志》。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或废之，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随之。 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 其后，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余。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银之冶八十四；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而水银、丹砂州冶，与至道、天禧之时则一，皆置吏主之。是岁，视皇祐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场百余万，铅增二百万，又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独水银无增损焉。 熙宁元年，诏：「天上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八年，令近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诸坑冶金总收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先是，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产金，请以邓辟鉴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辟迁官者再焉。元丰四年，始以所产薄罢贡，而虔、吉州界铅悉禁之。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岁，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于虞部。 绍圣元年，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浸亏，而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元符三年，天启罢领坑冶，以其事归之提刑司。初，新旧坑冶合为一司，而漕司兼领。天启为同管干，欲专其事，虑有所牵制，乃请川、陕、京西路坑冶自为一司，许检束州县，刺举官吏，而漕司不复兼坑冶。至是，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崇宁元年，提举江、淮等路铜事游经言：「信州胆铜古坑二：一为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为胆土煎铜，无穷而为利寡。计置之初，宜增本损息，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煎铜以八十。」诏用其言。诸路坑冶，自川、陕、京西之外，并令常平司同管干。所收息薄而烦官监者，如元符、绍圣敕立额，许民封状承买。四年，湖北旺溪金场，以岁收金千两，乃置监官。广东漕臣王觉自言尝领常平，讲求山泽之利，岑水一场去年收铜，比租额增三万九千一百斤，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万一千斤。遂增其秩。是岁，山泽坑冶名数，令监司置籍，非所当收者别籍之，若弛兴、废置、移并，亦令具注，上于虞部。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而方检视，私开淘取者以盗论。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丞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有冶地，知县月一行点阅。言者论其职在宣导德泽，平征赋狱讼，不宜为课利走山谷间，遂已之。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峡州夷陵、宜郡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干。」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于荆南置司。广东漕司复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场皆宜停闭；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皆并入英之清溪场，惟黄坑场欲权存，俟岁终会所入别奏；惠州杨梅东坑、康州云烈、潮州丰政、连州元鱼铜坑黄田白宝、广州大利宜禄、韶州伍注岑水铜冈、循州大佐罗翊、英州钟铜凡十六场，请并如旧；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连之同安请更遣摄官。」从之。 三年，尚书省言：「陕西路坑冶已遣官吏提辖措置，川路金银坑治兴废，虑失利源。」诏：「令陕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令工部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唯帐状，至有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四年，令监司遣官同诸县丞遍视坑冶之利，为图籍签注，监司覆实保奏，议遣官再覆，酌重轻加赏，异同、脱漏者罪之。六年，川、陕路各置提辖措置。坑冶官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一岁收二千四百余两，特与增秩。十二月，广东漕司言：「本路铁场坑冶九十二所，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万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诏令官悉市以广浸，仍以诸司及常平钱给本。尚书省奏：「五路坑冶已有提辖措置专司，及淮南、湖北、广东西亦监司领，其余路请并令监司领之。」于是江东西、福建、两浙漕臣皆领坑冶。 七年，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徐禋奏：「太平瑞应，史不绝书。令部内山泽、坑冶，若获希世珍物及古宝器，请赴书艺局上进。」盖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产水精，知桂州王觉奏枕门等处产金及生花金田，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其后湟州界蕃官结彪地内金坑千余，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两有奇。蔡京请宣付史馆，帅百官表贺，故禋复有是请焉。是时，河北、京东西及徐禋所领九路兴修坑冶，类凿空扰下，抑州县承额，于是降黜河北提辖官，遣廉访使者郑谌并诸路廉访悉究陈利病真伪。八月，中书奏坑冶浸已即绪，诏京东西、河北路并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并罢。十一月，尚书省言：「徐禋以东南黑铅留给鼓铸之余，悉造丹粉，鬻以济用。」诏诸路常平司以三十万输大观西库，余从所请。 明年，令诸路铁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数多，而利国、莱芜二监铁少不能给。请铁从官兴煽，所获可多数倍。」自是，官榷铁造器用以鬻于民，至元祐罢之。其后大观初，入内皇城使裴绚为泾原干当，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铁冶既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贸易，农具、器用勿禁，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 政和初，臣僚言：「盐铁利均，今盐筴推行已备，而铁货尚未讲画。请即冶户未偿之钱，收其已炼之铁，为器鬻之。兼京东二监所出尤多，河北固镇等冶并官监，其利不赀，而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且以销盗铸之弊。又夏人茶山铁冶既入中国，乏铁为器，闻以盐易铁钱于边，若官自为器，则铁与钱俱重，可伐其谋。请榷诸路铁，择其最盛者，可置监设官总之，概诸路不越数十处，余止为铸泻之地，属之都监或监当官兼领。凡农具、器用皆官铸造，表以字号，官本之余，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铁引以通诸路，储其钱助三路钞本。」诏户部下诸路漕臣详度。会次年，广东路请以可监之地如旧法收其净利，苗脉微者召人承买，官不榷取，遂并诸路详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复以为言，故严贸易之禁，而铁利尽榷于官，然农具、器用从民铸造，卒如旧法。 四月，广东廉访黄烈等言：「广、惠、英、康、韶州、兴庆府，政和中，宝货司立坑冶金银等岁额，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发毁民田，骚动邀贩。」诏：「政和六年所立额并罢，旧有苗脉可给岁课者如故。」十一月，复诸路元罢提举坑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刘蒙同措置。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十月，复置相州安阳县铜冶村监官。先是，诏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镇两冶，余创置冶并罢，而常平司谓铜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诏：「坑冶之利，二广为最，比岁所入，稽之熙、丰，十不逮一。令漕臣郑良提举经画，分任官属典掌计置，取元丰以来岁入多数立额，定为常赋，坑冶司毋预焉。」时江、淮、荆、浙等九路，坑冶凡二百四十五，铸钱院监十八，岁额三百余万缗。五月，诏：「坑冶旧隶转运司者，如熙、丰、绍圣法；崇宁以后隶常平司者，如崇宁法；其江、淮等路坑冶官属，如熙、丰员数，余路官属并罢，仍令中书选提点官。」 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既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场并罢。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 南渡，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同。今以绍兴三十二年金、银、铜、铁、铅、锡之冶废兴之数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铸钱司比较所入之数附之： 湖南、广东、江东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废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银冶一百七十四，废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东西、福建铜冶一百九，废者四十五。旧额岁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 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铁冶六百三十八，废者二百五十一，旧额岁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岁入八十八万三百斤有奇。 淮西、湖南、广东、福建、浙东、江西铅冶五十二，废者一十五，旧额岁三百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一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 湖南、广东、江西锡冶一百一十八，废者四十四，旧额岁七十六万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岁入二万四百五十斤有奇。 宋初，诸冶外隶转运司，内隶金部；崇宁二年，始隶石曹；建炎元年，复隶金部、转运司。隆兴二年，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转一官；守倅部内岁比租额增金一万两、银十万两、铜一百万斤，亦转一官；令丞岁收买及监官格内之数，减半推赏。 庆元二年，宰执言：「封桩银数比淳熙末年亏额几百五十万。今务场所入岁不满三十万，而岁奉三宫及册宝费约四十万，恐愈侵银额。欲权以三分为率，一分支银，二分支会子。」上曰：「善。」 端平三年，赦曰：「诸路州县坑冶兴废，在观寺、祠庙、公宇、居民坟地及近坟园林地者，在法不许人告，亦不得受理。访闻官司利于告发，更不究实，多致扰害。自今许人户越诉，官吏并讼者重置典宪。及有坑冶停闭、苗脉不发之所，州县勒令坑户虚认岁额，提点铸钱司核实追正。」 矾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开成三年，度支奏罢之，乃以矾山归之州县。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皆设官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晋、汾、慈州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十。隰州矾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博卖白矾价：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又增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散卖白矾：坊州斤八十钱，汾州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斤七十钱。 建隆中，诏：「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入之。」继定私贩河东幽州矾一两以上、私鬻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斤者，弃市。开宝三年，增私贩至十斤、私鬻及盗满五十斤者死，余罪论有差。太平兴国初，以岁鬻不充，乃诏私贩化外矾一两以上、及私鬻至十斤，并如律论决，再犯者悉配流，还复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矾滞积，小民多于山谷僻奥之地私鬻侵利。而绿矾价贱，不宜与晋矾均法。」诏同犯私茶罪赏。 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茶计三万余贯。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茶计十四万贯。」至是，言者谓：「矾直酬以见钱，商人以陈茶入博，有利豪商，无资国用。」诏今后惟听金银、见钱入博。 至道中，白矾岁课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余斤，鬻钱一十七万余贯。真宗末，白矾增二十万一千余斤，绿矾增二万三千余斤，鬻钱增六万九千余贯。天圣以来，晋、慈二州矾募民鬻之，季鬻矾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输一入官，余则官市之。无为军亦置务鬻矾，后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诏弛两蜀榷矾之禁。 时河东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于入中。麟州粟斗实直钱百，虚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计粟实直钱才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十。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祐六年，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皇祐中，晋、慈入矾二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斤，以易刍粟之类，为缗钱十三万六千六百；无为军矾售缗钱三万三千一百。治平中，晋、慈矾损一百九万六千五百四斤；无为军矾售钱岁有常课，发运使领之，视皇祐数无增损；隰州矾至是入三十九万六千斤，亦以易缗钱助河东岁籴。 熙宁元年，命河东转运司经画矾、盐遗利。李师中言：「官积矾三百斤，走卤消耗，恐后为弃物。」诏令商人入中粮草，即以偿之。三年，罢潞州交子务，以妨中纳粮草、算请矾盐故也。知庆州王广渊言：「河东，矾为利源之最，请河东、京东、河北、陕西别立矾法，专置提举官。」诏遣光禄丞杨蟠会议以闻。蟠言：「坊州产矾，官虽置场，而商多私售。请置镬户，定其数，许于陕西北界黄河，东限潼关，南及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光化军，令镬户递相保察。或私卖越界，禁如私白矾法，仍增官获私矾辄以夹杂减斤重之法。」从之。 元丰元年，定畿内及京东、西五路许卖晋、隰矾；陕西自潼关以西、黄河以南，达于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则售坊州矾；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出无为军者，余路售之。私鬻与越界者，如私矾法。 自熙宁初，矾法始变。岁课所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奇，并增者五年，乃取熙宁六年中数，定以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奇为新额；至元丰六年，课增至三十三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自治平至元丰数无增损。
元祐元年，户部言：「商旅贩矾，旧听其便。乃者发运司请用河东例，令染肆铺户连保豫买，颇致抑扰。」诏如旧制。元符三年，崇仪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矾非便。若即河北产矾地置场官买，增价出之，罢运晋矾，则官获净利，无运载之劳，民资地产，省犯法之弊。」诏下户部。 初，熙、丰间，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之。元祐初通商，绍圣复熙、丰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罢官卖，从商贩，而河东、河北、淮南各置提举官。政和初，复官鬻，罢商贩如旧制。淮南矾事司罢归发运司，上供矾钱责以三万三千一百缗为额。三年，有司奏减河北、河东并淮南矾额，计十六万缗。四年，矾额复循大观之制。五年，河北、河东绿矾听客贩于东南九路，民间见用者，依通商地籍之，听买新引带卖，大率循仿盐法。宣和中，举比较增亏赏罚，未几，以扰民罢。 建炎三年，措置财用黄潜厚奏许商人贩淮南矾入东南诸路，听输钱行在，而持引据赴场支矾。 绍兴十一年，以铸钱司韩球言，抚州青胆矾斤钱一百二十文，土矾斤三十文省，铅山场所产品高于抚，青胆矾斤作一百五十文，黄矾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举司言，取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矾钱一年中数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为定额。其他产矾之所，若潭州浏阳之永兴场、韶州之岑水场，皆置场给引，岁有常输。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 香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 绍兴元年，诏：「广南市舶司抽买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算请，其所售之价，每五万贯易以轻货输行在。」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 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买乳香为言。诏：「湖南路见有乳香并输行在榷货务，免科降。」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绍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亏数，诏依前博买。开禧三年，住博买。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 ○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凡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岭南商贾赍生药及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兴，所下之国，必诏蠲省，屡敕官吏毋事烦苛、规羡余以徼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 诸州津渡旧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建隆初，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算钱，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类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余橘园、鱼池、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诸国旧制，前后屡诏废省。缘河州县民船载粟亦输算，三年，始罢。 陈州私置蔡河锁，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诏：「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输官课而厚算行旅。州县宜加严禁，所输年额钱五千以下者并免，不系色役近便人户掌船济渡，毋得扰人。」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一日，内出蜀罗一端，为印朱所渍者数重，因诏天下税务，毋辄污坏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边兵费不给，州县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诏敕励，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属，岁俭则免算耕牛，水乡又或弛蒲、鱼、果、蓏之税，民流而渡河者亦为之免算。应算而匿不自言者，虽听人捕告，抵罪如旧法，然须物皆见在乃听，以防诬罔。至于岁课赢缩，屡诏有司裁定，前后以诏蠲放者，不可胜数。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嘉祐以后，弛茶禁，所历州县收算钱。至治平中，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 熙宁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输官者，勿税；河北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后以岁稔，虑逸税课，复旧。五年，以在京商税院隶提举市易务。七年，减国门之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令随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边防财用李宪擅榷本路商货，令漕臣蒋之奇劾其罪。导洛通汴司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明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非导洛司船而载商税入汴者，许纠告，虽自请税，犹如私载法。惟日用物非贩易，若发箔、柴草、竹木之类勿禁。琼管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请自今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官给文凭，听鬻于部内，否则许纠告，以船货给赏。」诏如所奏。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言：「商人负正税七万六千余缗，倍税十五万二千余缗。」诏蠲其倍税，纳正税，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 元祐元年，户部请令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圣岁课为额，盖户部用五年并增之法，立额既重，岁课不登，故言者论而更之。七年，罢诸路承买土产税场。初，罢江南路承买，而河东转运司以为较元祐六年官盐额增三万余缗，遂行之诸路。 八年，权蠲商人载米入京粜卖力胜之税。先是，熙宁六年，苏、湖岁稔，谷价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胜税不至，尝命权蠲。惠止一方，未为定法。及汴泗垛场法行，谷船毋得增置，而力胜之税益三之一。至是，苏轼言：「法不税五谷，请削去力胜钱之条，而行天圣免税之制。」既而尚书省亦言在京谷贵，欲平其直，复权蠲之。后徽宗宣和中，以州县灾伤并赡给都下，亦一再免，旋复如旧；惟两浙并东北盐，以盐事司之请，遂不复征。 自哲宗即位，罢导洛物货场。绍圣四年，蓝从熙提举京城所，欲复其事，令泗州及京师洛口各置垛场，并请复面市、牛羊圈。诏下尚书省，久之遂寝。至是，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复言之，且请假温、明州运船给用。命太府少卿郑仅同详度。明年，竟诏勿行。五年，令户部取天下税务五年所收之数，酌多寡为中制，颁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额及多税者，并论以违制。 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数，令大观库给偿。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驴、骡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营私牟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税之旨，皆以船艘贾贩，故有是诏。漕臣刘既济起应奉物，两浙、淮南等路税例外，增一分以供费；三年，诏罢之。凡以蚕织农具、耕牛至两浙、江东者，给文凭蠲税一年。四年，令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七年，以岁歉之后，用物少而民艰食，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提举京东常平杨连奏：「本路牛价贵，田多荒莱，请令贩牛至本路者，仍给文凭蠲税，俟二年足如旧。」从之。 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臣僚上言：「祖宗旧制并政和新令，场务立额之法，并以五年增亏数较之，并增者取中数，并亏者取最高数，以为新额，故课息易给而商旅可通。近诸路转运司不循其法，有益无损，致物价腾踊，官课愈负。请令诸路提刑下诸郡，准旧法厘正立额。」诏依所奏。 高宗建炎元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明年又诏，贩粮草入京抑税者罪之；凡残破州县免竹木、砖瓦税，北来归正人及两淮复业者亦免路税。绍兴三年，临安火，免竹木税。然当时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税，间有增置，及于江湾浦口量收海船税，凡官司回易亦并收税；而宽弛之令亦错见焉，如诸路增置之税场，山间迂僻之县镇，经理未定之州郡，悉罢而免之。又以税网太密，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至于牛、米、薪、面民间日用者并罢。 孝宗继志，凡高宗省罢之未尽者，悉推行之；又以临安府物价未平，免淳熙七年税一半。光、宁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税亦然。光、宁嗣服，诸郡税额皆累有放免。然当是时，虽宽大之旨屡颁，关市之征迭放，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贸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栏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与斯民相刃相劘，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