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67页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 王觌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 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 苏辙又言：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刬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刬，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大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 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 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役法 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司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续闻有命：雇募不足，方许定差。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欲合一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或已受差却释役使去，或已辞雇却复拘之入役，或仍旧用钱招雇，或不用钱白招，纷纭不定，浸违本意。」遂条举始奏之文，尝许州县、监司陈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见利否，县许直上转运司，州许直奏，使下情无壅。详定所第当稽阅监司、州县所陈，详定可否；非其任职而务出奇论、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县土风利害概行天下。」从之。 未几，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飧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桩以备不时之须。」
臣僚上言：「朝廷虽立差法，而明许民户雇代，州县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须正身，恐公私未便。」诏：「不愿身自任役，许募尝为弓手而有劳效者，雇直虽多，毋逾元募之数。」御史中丞刘挚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与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盗寇充斥，盖浮惰不能任责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宁未变法前，身自执役，最号强劲，其材艺捕缉胜于他路。近日复差，不闻有不乐而愿出钱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习于骄脆，不肯任察捕之责。欲乞五路必差正身，余路即用新敕，厘为三色：旧有户等已尝受差者，曾有战斗劳效应留者，愿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旧相兼，渐习御捕。」侍御史王岩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与挚同。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东南长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户，上户必差弓手，则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实为优幸。上户产厚而役轻，下户产薄而无役，然则所当补恤，正在中户。今若增上户役年，使中户番休稍久，则补除相均矣。」又言：「近许当差弓手户役得差人为代，此法最便。议者谓'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熙宁募法久行，何尝闻盗贼充斥？彼自爱之民，承符帖追逮则可，俾之与贼角死，岂其能哉？两浙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责正身，至有涕泣辞免者。此岂可恃以为用哉？今既立法许雇尝为弓手而有劳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间矣。」 殿中侍御史吕陶谒告归成都，因令与转运司议定役法。后议立增减役年之法曰：「户多之乡以十二年，户少以九年，而应差之户通轮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参之户等，户税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减下，则均适无颇矣。虽以等周差，皆许募人为代，如此则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场钱支酬重难，此法为允。」 当是时，议役法者皆下之详定所，久不能决。于是文彦博言：「差役之法，置局众议，命令杂下，致久不决。」于是诏罢详定局，役法专隶户部。 谏议大夫鲜于侁言：「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至阖乡止有一户应差，请裁其滥。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进纳人例，须至升朝，方免色役。」旧法，户赋免役钱及三百缗者，令仍输钱免役。侍御史王岩叟谓：「此法不见其利。借如两户，其一输钱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几何，而应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应输助者毕世入钱，无有已时，非至破家，终不得免。此其势必巧为免计，有弟兄则析居，不则咸卖其业，但少降三百千之数，则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强户皆成中户。」其后又诏：旧输免役钱户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户输钱助役。盖欲以其钱广雇，使番休优久。凡户少之乡，应差不及三番者，许以六色钱募州役；尚不及两番，则申户部，移用他州钱，以纾差期。乡户衙前受役，当休无代，即如募法给雇食之直；若愿就投募者，仍免本户身役，不愿者，速募人代之。 元祐二年，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者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间遇差为胥吏，又转雇惯习之人，尤为患苦。」寻诏郡县各具差役法利害，条析以闻。 四年，右正言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请复雇募，怀奸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诏下，民知更不输钱，尝欢呼相庆。行之既久，始觉不输钱为害。何也？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空者频年在役。上户极等昔有岁输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为弓手，雇人代役，岁不过用钱三四十千。中下户旧输钱不过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从之类，不下三十千。然则今法徒能优便上户，而三等、四等户困苦日甚。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于百姓者行之。无牵新书，无执旧说，民以为善，斯善矣。」而安世则以责民出钱为非，乞固守差役初议，故以常为罪。 知杭州苏轼亦言： 「改行差法，则上户之害皆去。独有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户岁出钱极不过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当费七十余千。休闲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余千，而今者并出七十余千，苦乐可知。 朝廷既取六色钱，许用雇役以代中户，颇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狭乡户少，役者替闲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钱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钱本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尽用。留钱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纾中户之劳。 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额，而乡差衙前又当更代，即又别差，更不支钱；若愿就长名，则支酬重难尽以给之，仍计日月除其户役及免助役钱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钱支募，此法尤为未通。自元丰前，不闻天下有阙额衙前者，岂尝抑勒，直以重难月给可以足用故也。当时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辄减刻，元祐改法，又行减削，既多不支月给，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乡差，全不支钱，而应募之人尽数支给，又放免役钱二千贯，欲以诱胁尽令应募，何如直添重难月给，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阙额长名衙前刻期须足，如合增钱雇募，上之监司，议定即行。 役率以二年为一番，向来尚许一户歇役不及三番，则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闲六年。今忽减作二年。幸六色钱足用有余，正可加添番数，而乃减番添役，农民皆纷然妄谓朝廷移此钱他之。虽云量留一分备用，若有余剩数，却量减下无丁户及女户所敷役钱，此乃空言无实。丁口、产税开收增减，年年不同，如何前知来年应役而预为桩科？若亟行减下，临期不足，又须增取，吏缘为奸，不可胜防矣。大抵六色钱以免役取，当于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虑：州县六色钱多少不同，若各随多少以为之用，则敷钱多处，役户优闲太久，六色人户反觉敷钱数多。欲乞今后六色钱常存一年备用之数，而会计岁所当用，以赢余而通一路，酌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钱能融分给，令州县尽用雇人，以本处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户渐苏，则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变矣。」 是时，论役法未便者甚众。五年，再诏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点检户曹文字刘安世同看详利害。户部请：「河北、河东、陕西乡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为则，而减半给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长，他投皆免。」 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概行他路。诏：「凡投募人免其户二等已下色役，乡差人户悉用投名人代之，愿长投募者听。」又诏：「诸州衙前已许量支雇直、餐钱，虑费广难支，转运、提刑司其随土俗参酌立定优重分数及月给餐钱，用支酬额钱给之，不得过旧法元数。」州役之应乡差者，若一乡人户终役皆未及四年，许以助役钱募人为之。总计一州雇直，其助役钱不足用，即于户狭役烦乡分先与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复差如初。诸州岁计助役钱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对计，或阙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应差诸县手力，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许用助役钱雇募；既终一役，别有闲及三年者，复行差法。诸州县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于逐户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窜先后。坊场、河渡钱以雇衙前而有宽剩，亦令补助其余役人。 三省言： 「朝廷审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补除，极为详备；而州县不尽用助役钱募人，以补频役之地。今括具纲目，下之州县，使恪承之。 其一曰：应差之户，三等以上许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许休役六年。若户少无与更代，卸役不及应闲年数，即用助役钱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狭乡之县役人，除衙前州胥许雇、壮丁直差不雇外，凡州县役人皆许招募，以就募月日补除应差而闲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数。每县通计应差、应募役数若干，立定二额：差者讫役，以应差人承之；雇者有阙，别募人充数。二额悉已立定，如户力应升应降，须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别定；未应造簿，止凭定额为准。若本等户少，不充州县合役之数，即用次等户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为之。其三曰：宽乡之县，除已雇衙前、州胥外，余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尝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愿就雇，其选受亦如之。其五曰：壮丁皆按户版簿名次实轮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狭乡役频县分，募钱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宽剩钱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场、河渡宽剩钱给之。仍通纽一岁应用支酬衙前之类费钱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于宽剩数内更留二分，以备支酬衙前之类，桩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宽剩总额，即止不桩；又不足，户部以别路逐色宽剩钱移用以补足之。其七曰：助钱岁岁桩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时支用，即随拨补，使常足五分之数。其八曰：「军人应差迓送者，本以代有雇钱役人，其沿迓送军人有费，提刑司计数归之转运司。其九曰：重役人应替而愿仍就募者，许给雇钱受役。其十曰：役人须有税产乃得就募。其有荫应赎及曾犯徒刑，虽愿募不雇。若工艺人，须有赀产人二户任之。雇直虽多，皆不得加于旧法已募之数。其十一曰：陕西镇戎德顺军、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以当募直，内地户愿如其法应田募者听之，仍以坊场、河渡补还转运司合输租课。」 凡县，岁具色役轻重、乡分宽狭、凡役雇直有无余欠，各以其实枚别而上之州。州上监司，监司聚议，连书上户部。仍别具一路移用及宽剩县分钱数，致之户部。 先是，收到官田，尝令：田已籍于官及见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参行田募之法。 八年，诏：「耆长、壮丁役期已足，不许连续为之。」盖知其利于赇请，不愿更罢故也。民有执父母丧而应在役者，三等以下户除之，三等以上户令量纳役钱，在户钱十分止责输三分，服除日仍旧。 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范纯仁曰：「四方异宜，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户部议之。右司谏朱绂言：「输钱免役，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役募，不必给雇者。请详为裁省。」中书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者纷纭，更变不一，未有底止。」 于是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路置提举官一员，视提刑置司之州为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尽未便而应更改增损旧法者，画一条疏，与转运、提刑司连奏。」 又诏：用旧法取量添酒钱赢数，给惟法司吏餐钱；不足，则抵当息钱亦许贴用。先尝以七月起输，其后又自来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旧，俟起输，至五月尽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罢遣之。旧免役法行，壮丁间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钱如故。凡钱额所敷，取三年雇直实支，而酌一年中数，立为岁额，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宽余，不得过通额十分之一。免役钱方复未输，且以助役钱给雇直，不足，虽免役宽剩钱亦许给用。 七月，户部看详役法所言：「幕职监当官之官、罢官，依元丰制，悉用雇役人迓送而差定其数，凡元祐溢额所添厢军皆罢减。其有抑乡差之人仍旧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应募，悉计其在役月日应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诸路旧立出等高强户，力转高，敷取难胜，应出免役钱百千以上，每累及百千，悉与减免三分。凡人户匿寄财产、假借户贯、冒名官户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违制论；许人陈告，以其半给之。元丰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缌麻亲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诏皆如请。 旧户等簿，如可略凭即用之，若漫灭等第，即虽未及应造之年，亦令改造。户部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二年，申诏诸路：「役人额数、雇直，并依元丰旧制，仍依已命，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常平免役，元丰上用提举官专领，转运、提刑司自今毋预其事。」
旧置重修编敕所看详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乡役未尽善，遂入议曰：「都、副保正比耆长事责已轻，又有承帖人受行文书，即大保长苦无公事。元丰本制，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选家于本保者，而雇直皆从官给，一年一替，则自无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旧数，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长，保长之直则眎户长；若应此三役不愿替代者，自从其愿。壮丁元不敷雇直处，听如其旧。承帖雇钱许以旧宽剩钱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愿就保正长雇役者，许募本土有产税户，使为耆长、壮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户长，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长不愿就雇而辄差雇者，从徒二年坐罪。」诏皆从之。 三年，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不应募，则重不若轻。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而尽取诸上户，意则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宁、元丰有异论，元祐有更变，正惟不能无弊尔。愿无以元丰、元祐为间，期至于均平便民而止。则善矣。」翰林学士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若元祐明矣。谔于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者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欲不间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罢谔正言，黜知广德军。 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诏翰林学士承旨兼详定役法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开封府，附司马光行差法，祥符一县，数日间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专委户部。」诏令疏析。京奏上，复令敦逸自辨，京无责焉。 元符二年，以萧世京、张行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尝言免役法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诏河北东西、淮南运司，府界提点司，如人户已尝差充正夫，其免夫钱皆罢催。后又诏：「虽因边事起差夫丁，须以应差雇实数上之朝廷，未得辄差。其河防并沟河岁合用一十六万八千余夫，听人户纳钱以免。」 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掏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知延安府范纯粹言：「比年衙前公盗官钱，事发即逃。乞许轮差上等乡户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纯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责。诏纯粹所乞不行。其后，知襄州俞以襄州总受他州布纲而转致他州，是衙前重役并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谓辄毁绍圣成法，请重黜。坐责授散官，安置太平州。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永兴军路州县官乞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贱乞减吏胥雇直，罢给役人雇钱，皆害法意，应改从其旧。诏户部并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绍圣签贴役法》，行之天下。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也。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辄以状申都省，乞删去上条。」诏黜仲甫，落职知海州。后又诏：常平司候丰衍有余日，具此制奏蠲之。 大观元年，诏：「诸州县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及在州县五犯杖罪，悉从罢遣，不得再占诸处名役，别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无所顾藉，盗贼公行，为害四方。至是，复诏州县募役依元丰旧法。 政和元年，臣僚言：「元丰中，巩州岁敷役钱止四百千，今累敷至缗钱近三万。又元丰八年，命存留宽剩钱毋得过二分，绍圣再加裁定，止许存留一分。此时考详法意，非取宽剩，遂改名准备钱，而严立禁约，若擅增敷岁额及桩留准备过数者，并以违制论。今乞饬提举常平官检察，及核究巩州取赢之因以闻。」从之。 宣和元年，言者谓：「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眎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保长月给雇钱，督催税赋。比年诸县或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头及催税人，十日一进，赴官比磨，求取决责，有害良民，诏禁之。七年，诏：「州县昨因儆察私铸，令五家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领受文书，由此追呼陪费，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罢。」 自绍圣复雇役，而建炎初罢之。已而讨论其法之不可废也，参政李固言于高宗曰：「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且当时招射士无以供庸直，诏官户役钱勿减半，民户役钱概增二分。后复减之。兼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储庸钱以助经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为总制窠名焉。 然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肴，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卖典业，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下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其后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东西，以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 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 封赠官子孙差役，亦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 凡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经省试者，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 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凡无夫无子，则为女户。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以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 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尝为公人者，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复追正身。募人凭藉官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甚便。 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为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事。盖始倡义役者，惟恐议之未详，虑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扰富，凌寡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谓未尽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举官岁考属邑差役当否，以词讼多寡为殿最；令役户轮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则公私便而义役立矣。 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及之因淳熙陈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旧法及绍兴十七年以后续降旨符，修为一书，名曰《役法撮要》。五年，书成，左丞相京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辄弊者，人也。 振恤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阁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运米舟车除沿路力胜钱。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蓏之税。选官分路巡抚，缓囚系，省刑罚。饥民劫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道京师者，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观，为淖糜食之，或人日给粮。可归业者，计日并给遣归；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水灾州县具船伐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运薪粮给之。因饥疫若厌溺死者，官为埋祭，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京师苦寒，或物价翔踊，置场出米及薪炭，裁其价予民。前后率以为常。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 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余万斛，宜以贷民。」有司沮之曰：「若岁不稔，谁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耶？」太祖悦而从之。四年，诏州县兴复义仓，岁收二税，石别收一斗，贮以备凶歉。平广南、江南，辄诏振其饥，其勤恤远人，德意深厚。 太宗恭俭仁爱，谆谆劝民务农重谷，毋或妄费。是时惠民所积，不为无备，又置常平仓，乘时增籴，唯恐其不足。真宗继之，益务行养民之政，于是推广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仓殆遍天下矣。 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疾贫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时牧守，亦多得人，如张咏之治蜀，岁粜米六万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流民以廪之，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知郓州刘夔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诏褒美。知越州赵抃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价以粜，于是米商辐凑，越之米价顿减，民无饥死。若是之政，不可悉书，故于先王救荒之法为略具焉。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疾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 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振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 元年，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义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 六年，湖、广、江西旱，诏拨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粜致盗者，诏闭粜者断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发廪劝分，古之道也，许以断遣，恐贪吏怀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劝谕，务令乐从，或有扰害，提举司劾奏。」从之。是岁，潼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骘、汉州守臣王梅活饥民甚众，前吏部郎中冯楫亦出米以助振给，兴宗升一职，瞻、骘、梅、楫各转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陈正同振济有方，穷谷深山之民，无不沾惠，以其法下诸路。 二十八年夏，浙东、西田损于风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济，诏自今及五分处亦振之。二十九年，诏诸处守臣拨常平义仓米二分振粜，临安府拨桩积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艰食。诏临安府并属县以常平米减时之半，振粜十日；临安府城内外贫乏之家，人给钱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钱，并于内藏给之；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祷、即位、生辰、上尊号、生皇太子、晏驾、大祥之类，临安之民暨三衙诸军时有振恤，及放商税、公私房赁。 辅郡之民，令诸州以常平钱依临安府振之。 孝宗隆兴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贫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进士补迪功郎。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九月，臣僚言：「诸路旱伤，请以检放展阁责之运司，粜给借贷责之常平，觉察妄滥责之提刑，体量措置责之安抚。」上谕宰执曰：「转运司止今检放，恐他日振济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主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余、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淳熙八年，诏：「去岁江、浙、湖北、淮西旱伤处已行振籴，其鳏寡孤独贫不自存、无钱收籴者，济以义米。」宁宗庆元元年，以两浙转运副使沈诜言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而告藏之令设矣。嘉定十六年，诏于楚州所储米拨二万石济山东、西。 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仓司。」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遂编入《振恤》」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家则择一通晓者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逃军及无行之人，与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首加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人人手书持赴本仓，再审无弊，然后排定。甲首附都簿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两时给：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成还谷不过八月三十日足，湿恶不实者罚。 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 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丰穰之地，谷贱伤农；凶歉之地，济籴无策。惟以其所有余济其所不足，则饥者不至于贵籴，而农民亦可以得利。乞申严遏籴之禁，凡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有米处，并听贩鬻流通；违，许被害者越诉，官按劾，吏决配，庶几令出惟行，不致文具。」从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变起于上户闭籴。若专倚兵威以图殄灭，固无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讲，饯馑所迫，恐人怀等死之心。附之者日众。欲望朝廷厉兵选士，汤定已窃发之寇；发粟振饥，怀来未从贼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贼势自孤，可一举而灭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说也。」八月，以河南州军新复，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麦一百万石振济。淳熙十一年，福建诸郡旱，锡米二十五万石振籴，一万石振贫乏细民。 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旧贮米数十万石，粜补循环，其后用而不补，所存无几。有旨令临安府收籴米四十万石，用平籴仓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辏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 咸淳元年，有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籴仓，遇米贵平价出粜。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今日急务，莫过于平籴。乾道间，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钱者，孝宗闻之，即罢其守，更用贤守，此今日所当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间见楮而不见米。推原其由，实富家大姓所至闭廪，所以籴价愈高而楮价阴减。陛下念小民之艰食，为之发常平义仓，然为数有限，安得人人而济之？愿陛下课官吏，使之任牛羊刍牧之责；劝富民，使之无秦、越肥瘠之视。籴价一平，则楮价不因之而轻，物价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薄收郡县听民不拘关、会、见钱收粜。 志第一百三十二食货下一（会计）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 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 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 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 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 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著为式。 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 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 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 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帝因论措置之宜，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时天下承平，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 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栏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栏槛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彩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三年，仪鸾司阙毡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金州岁贡班竹帘，简州岁贡绵绸，安州市红花万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远扰民，亟命停罢。 制置司言：「诸路科置上供羊，民费钱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皆瘦恶耗死，公私费钱四十余万缗。」诏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产为抵，官预给钱，约期限、口数、斤重以输。民多乐从，岁计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与泛用者，皆别其牢栈，以三千为额，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其后，又用吕嘉问、刘永渊之言，治灶藏冰，以省工费。 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银绸绢千二百万贯、匹、两。」帝因欲知陕西岁用钱谷、金帛及增亏凡数，乃诏薛向条上。王安石以为扰，力请罢之，止诏三司帐司会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 韩绛既相，建言：「三司总天下财赋，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其后一州一路会计式成，上之，余未就绪，未几遂罢。 元丰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元祐初，司马光言：「今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焉。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旧三司所掌钱谷财用事，有散于五曹及诸寺、监者，并归户部。」遂诏尚书省立法。 有司请以府界、诸路在京库务及常平等文帐悉归户部。初，熙宁五年，患天下文帐之繁，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请选吏于三司颛为一司，帐司之置始此。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使州郡应上省帐皆归转运司，惟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别为计帐上户部。至是，令户部尽收诸路文帐。苏辙时为谏官，谓徒益纷纷，请如旧为便。不行。 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推、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祐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余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元祐裁损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优礼，见条悉除之，循元丰旧制。」 元丰钩考隐漏宜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自元祐改法，赏薄而吏怠，遂复其旧。时议裁损吏禄，隶省、曹、寺、监者，止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而吏三省者，凡兼领因事别给并旧请并罢。刘挚遂乞悉罢创增吏禄，诏韩维等究度，然不果罢。其后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冗滥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 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放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祐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财利名额、岁入经数，著为成式。」 建中靖国元年，诏诸路转运司以岁入财用置都籍，定诸州租额，且计一路凡数；即有赢缩，书其籍。崇宁元年，又令：「岁以钱谷出入名数报提刑司保验，以上户部；户部岁条诸路转运使财赋亏赢，以行赏罚。诸路无额钱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发数，期以一季闻奏。」二年，官吏违负上供钱物，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又以督限未严，更一季为一月。然国之经费，往往不给。 五年，诏省罢官局，命户部侍郎许几专切提举措置。裁罢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额外兵士，及罢在京料次钱三十八处。 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今岁支遣，较之去年又费百万。」有诏镌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置局议论。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乞将节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军功转授者，各减奉半，然后闲慢局务、工伎末作，亦宜减省。自贵及贱，自近及远，行之公当，人自无词。」时论韪之。
时诸路转运司类以乏告，诏户部编次一岁财用出纳之数，诸路州县各为都籍，以待考较；工部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亦严帐籍之法；令诸路各条三十年以还一岁出入及泛用之数。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 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 「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 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著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