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66页

　　元丰五年，罢广济河辇运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于淮阳计置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御史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不同。诏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利害以闻。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开龟山运河，漕运往来，免风涛百年沉溺之患。诏各迁两官，余官减年循资有差。八年，罢岁运百万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运东南粟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是年，立汴河粮纲赏罚，岁终检察。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 　　政和七年，立东南六路州军知州、通判装发上供粮斛任满赏格，自一万石至四十万石升名次减年有差。张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石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于督趣，根常存三十万石为转运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宣和二年，诏：「六路米麦纲运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二千里外及江西三运，湖南、北二运，各欠不及五厘，依格推赏外，仍许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并罢。」七年，诏结绝应奉司江淮诸局、所及罢花石纲，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装发纲运备边。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京师所陈良弼同措置。越两旬，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选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至乾宁军，河东、陕西船运至河阳，措置陆运，或用铺兵厢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车载驮行，随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远，又涉碛险，运致甚艰。熙宁六年，诏鄜延路经略司支封桩钱于河东买橐驼三百，运沿边粮草。 　　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万一千人随军，坊郭上户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三驴当五夫，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加之期会迫趣，民力不能胜。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言：「馈运之策，莫若车便。自熙宁砦至磨移口皆大川，通车无碍，自磨移至兜岭下道路亦然。岭以北即山险少水，车乘难行。可就岭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车自镇戎军载粮草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畜往来短运。更于中路量度远近，以遣回空夫筑立小堡应接，如此则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转运司调均、邓州夫三万，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馈运。其本路程涂日支钱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至沿边止。运粮出界，止差厢军。六年，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般运粮草，于次路州军刬刮官私橐驼二千与经制司，自熙、河折运。事力不足，发义勇保甲。给河东、陕西边用非机速者，并作小纲数排日递送。 　　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言：「西辅军粮，发运司岁拨八万石贴助，于荥泽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摆置车三铺，每铺七十人，月可运八千四百石。所运渐多，据数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今岁四方丰稔，粒米狼戾，但可逐处增价收籴，不得轻般运，以称恤民之意。若般纲水运及诸州支移之类仍旧。」三路陆运以给兵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军兴调发以给一时之用，此皆不著。 　　转般，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谷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余。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用，费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之法坏矣。 　　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亦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 　　大观三年，诏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般，令发运司督修仓廒，荆湖北路提举常平王璹措置诸路运粮舟船。 　　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拆转般诸仓。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民力。运渠旱干，则有汴口仓。今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 　　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盐钞各一百万贯，令吕淙、卢宗原均籴斛斗，专备转般。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言：「转般道里不加远，而人力不劳卸纳，年丰可以广籴厚积，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节，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措置。六年，以无额上供钱物并六路旧欠发斛斗钱，贮为籴本，别降三百万贯付卢宗原，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额预起抛欠斛斗于转般仓下卸，却将已卸均籴斗斛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候转般斛斗有次第日罢之。靖康元年，令东南六路上供额斛，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四路并措置转般。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余输京师。二年，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纲运输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纲输送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过两浙，许输送平江府；福建纲运过江东、西，亦许输送江宁府。三年，又诏诸路纲运见钱并粮输送建康府户部，其金银、绢帛并输送行在。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粟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蜀人病之。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总领所遣官就籴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犹虑民之劳且惫也，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绍兴十六年。 　　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拨；荆南兵岁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纯、潭、复、荆门、汉阳科拨；池州兵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拨；建康兵岁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岁用米，并折输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拨；并诸路转运司桩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预焉。 　　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馈于齐安、舒、蕲之民；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储，襄、郢犹可径达，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ＲＪ屦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单弱之人一夫受役，则一家离散，至有毙于道路者。 　　至于部送纲运，并差见任官，阙则选募得替待阙及寄居官有材干者，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悯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纲运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纲运欠及一分者亦许其补足。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寡，并无除放。其有因纲欠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输已足，许叙复。」自是纲运欠失虽责偿于官吏，然以其山川逾远，非一人所能究，亦时寓于蠲放焉。 志第一百二十九食货上四（屯田常平义仓） 　　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规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恕对极言非便。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议遂寝。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制置河东诸州营田，寻亦罢。 　　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连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武臣习攻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亦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议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例。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览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按视经度，然不果行。 　　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园兵人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 　　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辄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护其役，逾年而毕。知保州赵彬复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泊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 　　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巽之请，诏止役务兵。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襄、唐二州营田既废，景德中，转运使许逖复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耨获，岁入甚广。后张巽改其法，募水户分耕，至逖又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视，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补失。」诏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 　　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禼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禼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 　　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 　　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有矣。」 　　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Я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 　　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 　　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 　　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 　　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 　　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 　　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浸废。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库部员外郎成肃请福建增置惠民仓，因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籴粟，斗毋过百钱。后又诏当职官于元约数外增籴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皆增置常平仓。五年，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余斛。 　　景祐中，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后又诏：天下常平钱粟，三司转运司皆毋得移用。不数年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 　　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籴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籴价出粜。五年，诏曰：「比者湖北岁俭，发常平以济饥者，如闻司农寺复督取，岂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庆历初，琪复上其议，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义仓，诏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 　　其后贾黯又言：「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振之则粮不给，课粟富人则力不赡，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粟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过半矣。愿放隋制立民社义仓，诏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登，立法劝课蓄积，以备凶灾。此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说诸路以度可否，以为可行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振给，或谓置仓烦扰。

　　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六七，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复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盗贼之原也。若谓有常平足以振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饥，发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费又出公帑，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小有水旱，辄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有烦扰，则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 　　嘉祐二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 　　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箱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强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入课利仅能赡给；又民户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 　　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陪之患。 　　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 　　「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唯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 　　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田、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既而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力，不得支借。民间非时阙乏，许以物产为抵，依常平限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十年，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义仓之法，以二石而输一斗，至为轻矣。乞今年夏税之始，悉令举行。」诏可，仍以义仓隶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民输税不及斗免输，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诏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夷夏杂居，岁赋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 　　元祐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钱物，委提点刑狱交管，依旧常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伴纳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交章论复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扎；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欲下诸路提点刑狱，申严州县抑配之禁。」诏从之。 　　中书舍人苏轼不书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抑配。臣谓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愿尽付三省，公议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四月之诏，盖纯仁意也。时司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乞约束州县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寻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 　　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贮专充振济，辄移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承诏措置财利，乞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谓：「自元祐罢提举官后，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给散，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谷人户，仍许请给。 　　宣和五年，令州县岁散常平钱谷毕，即揭示请人名数，逾月敛之，庶革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截拨上供年额米斛数多，致阙中都岁计，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义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截拨之数。六年，诏罢之。 　　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常平官，讲补肋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丞郑鬲言，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二十八年，以赵令詪请，粜州县义仓米之陈腐者。

　　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坚奏广籴常平。福建转运副使沈枢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籴米以续常平，上即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及斗者免输，凡丰熟县九分以上即输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其合收义仓米数不少，间有灾伤，支给不多。访闻诸州军皆擅用，请稽之。」 　　宁宗庆元元年，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十一年，臣僚言：「绍兴初，台臣尝请通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振济，使穷民不至于艰食；惟负郭义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钱籴米五万石，桩留江东九郡，以时济、籴，诸郡皆蒙其利。其后史弥忠知饶州，赵彦悈知广德军，皆自积钱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监司、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羡。若立之规绳，加以黜陟，所籴至万石者旌擢，其不收籴与扰民及不实者镌罚，庶几郡县趋事，蓄积岁增，实为经久之利。」有旨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诸路已粜义米价钱，州郡以低价抑令上户补籴，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自今视时收籴，见系吏贴等人陪纳之钱并与除放。」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粳带义，法也。今粳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之声，有不忍闻。望严督监司，止许以粳带义，其余尽罢。其有循习病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义仓米二百余万石，减时直粜之。 志第一百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 　　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 　　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 　　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 　　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 　　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刘挚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 　　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 　　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 　　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 　　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