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 第65页

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开庆元年，则理宗时人也。是书蒐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於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於下。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如目称镇江，而卷内称润州；目称建康，而卷内称昇州之类，不一而足。盖诸家著录，多据古碑之旧额，思所编次，又皆仍诸家之旧文，故有是讹异。至於所引诸说，不称某书某集，但称其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但称其别号，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茫不知为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习。然当南北隔绝之日，不得如欧、赵诸家多见拓本，而能绎前闻，博稽方志，於徵文考献之中，寓补葺图经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时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详於王象之《舆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属阙如。惟是书於诸道郡邑，纲分目析，沿革厘然，较象之特为赅备。朱彝尊尝欲取所引《隶续》诸条，以补原书二十一卷之阙。今考所引，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诸种，今皆散佚不传，犹藉是以见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则他书所不载，而亦藉是书以觇其大凡，亦可云有资考证者矣。钞本流传第四卷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并已阙佚。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错入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诸碑。其馀亦多错简，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义未竟，忽接“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云云。乃是王羲之书《乐毅论》跋语，传写者窜置於是。朱彝尊《经义考》於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欧阳棐、赵明诚石藏高绅家云云，盖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今一一厘正。其阙卷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焉。 △《舆地碑记目》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於下。起临安，讫龙州，皆南渡后疆域。其中颇有考订精确者，如镇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记》作於汉兴平初年，知其非锺会书。嘉定府《移水记》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书。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义乌真如院诸碑，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并书会同，则知吴越实曾用契丹年号。皆确有证据。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军已载之，又载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镇江府既两载，又载於江阴军，又载於昌州。又如徽州则载歙州折绢本末一事，澧州则载杮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志无涉，颇属不伦。又思州下独载《夏总幹墓志略》一篇，大书附入，体例更为庞杂。然所采金石文字，与他书互有出入，可以订正异同。 而图经舆记亦较史志著录为详。虽残阙之本，要未尝无裨於考证也。 △《宝刻类编》八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载其名，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有之。然世无传本，仅见於《永乐大典》中。核其编写次第，断自周、秦，迄於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以瑞州标目，则理宗以后人矣。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士》，曰《妇人》，曰《姓名残阙》。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於石刻者，胪载姓氏下方，以备参考，诠次具有条理。其间如书碑篆额之出自二手者，即两系其人，近於重复。又如欧阳询终於唐，而系之隋。郭忠恕终於宋，而系之五季。只就所书最初一碑为定，时代岁月前后，未免混淆，於体例皆为未密。然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蒐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於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固嗜古者之所取证也。原本屡经传写，讹脱颇多。谨详加订证，厘次如左。其《名臣类》十三之三，《永乐大典》原阙，故自唐天宝迄肃、代两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旧焉。 △《古刻丛钞》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前后无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种：汉一，后汉二，晋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无年月者六。皆全录其文，以原额为题。无所考辨，亦无先后次序。 盖随得随抄，非著书也。然所载诸碑，传於世者甚罕。惟汉建平郫县刻石见於《隶续》、《汉隶字源》，唐薛王府典军《李无虑墓志》见於《金石录》。其馀如宋之《临澧侯刘袭墓志》、梁之《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唐之《汝南公主墓志》、《尉州刺史马纡墓志》，多与史传相发明。又载唐人曹汾等《别东林寺》，徐浩《题宝林寺》及《谒禹庙》，释元孚与王謩《游天台诗》，共七首，亦自来录唐诗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於后，然金石有时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贵录其文，而后可传於无穷。故洪适《隶释》、《隶续》，较《金石》、《集古》诸录更为有资於考证。是书摭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补金石家之阙漏，即读史谈艺，亦均为有所裨矣。 △《名迹录》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珪编。珪字伯盛，昆山人。旧本或题曰元人。观其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升於元代玺书之上，即徐坚作《初学记》，以唐太宗诗冠前代诸诗之例。 又顾阿瑛至洪武中尚随其子徙临濠，而书中有其墓志铭，其为明人确矣。称元人者，误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祐、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於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所称，乃记其迹於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珪所据何本也。汉代诸碑，多不著撰人、书人，刻工尤不显名氏。自《魏受禅碑》，邯郸淳撰文，梁鹄书，锺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 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用元好问《中州集》冠以御制两页自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原目注阙者，凡《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今有录无书者，又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圹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元《故处士易府君圹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圹志》前，而目录列《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而目不载。盖传写讹脱，非其旧本矣。魏张晏注《史记儒林传》，据《伏生碑》，知其名胜。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山上碑》，知黎阳在黎山之阴。其曰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之义。唐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母媪”当为“母温”。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 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是编所录，皆珪手镌，固愈於年祀绵邈，搜求於磨灭之馀者。如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尝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馀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采辑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隐，考核旧闻。故欧阳、赵、洪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编以汉唐旧迹多见诸书，独取明初诸碑，体例虽不免少隘；然其所录，如济农、永农仓诸记，则备陈积贮之经；许浦、湖川塘诸记，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关郡中利弊者。而於颂德之文，谀墓之作，并削而不登。其用意颇为谨严。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载，独赖此以获传者，亦颇足为守土者考镜之资。以是作舆记外篇，固未尝无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仿《隶释》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辑编次，各为辨证。凡周刻二、秦刻六、汉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录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则取洪适《隶释》补之，不尽据石本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於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又论其所释两侧之文，以“河南匽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舛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斿”字下一字石鼓作“<圣>”，薛尚功作“忧”，此乃作“夏”。《会稽石刻》“无辠”之“辠”即“罪”字，此作“辜”字。 书体颇误。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谱》“既”字下有“平”字，与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注阙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录碑刻，具载全文，今或不能悉见。《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馀字，是可以备参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后二卷即此书。 所载诸碑跋，盖用《集古录》跋尾编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顾从义撰。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入直，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以预修国史成，擢大理寺评事。此乃所作《淳化阁帖释文》。 於前人音注，辨其讹谬，析其同异，依帖本原次，勒为十卷，手自缮写而刊行之。 《阁帖》自米芾、黄长睿而后，踵而考订者寥寥无几。从义始参汇群说，辑成一编，评书者每以为据。然于考证颇疏，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罗虽广，而精审未臻。今恭逢我皇上几暇临池，折衷艺苑，特取内府所储《阁帖》，遴其淳化四年赐毕士安者为初拓最佳之本，命内廷诸臣详加校订，选工摹勒，复还旧观。其间蒐集诸家释文，至为赅备。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睿鉴，勘核精详。凡从义之说，其是者已悉资采取，其误者亦已驳正无遗。是书原不过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颇有可取者。故仍录而存之，以不没其薈稡之功焉。 △《金石林时地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均撰。均字灵均，吴县人。寒山赵宧光之子也。宧光六书之学，虽强作解事，所著《说文长笺》，颇为论者所非。而篆隶笔法，尚能讲解。故均承其家学，亦喜蒐求金石。是编取《东观馀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菉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以及各家书目所载，与近代续出耳目所及者，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编次郡省，分别时代，以便访求。其中如南直隶唐碑失载《岑君德政碑》等五种，颇有疏漏。福建《玉枕兰亭》作褚遂良书之类，亦不免失於考核。然亦有足订他书之讹者。明代去今未远，较陈思所记，固多可依据也。 △《石墨镌华》六卷、《附录》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崡家近汉、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复好事，时挟楮墨访拓，并乞於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积三十馀年，故所蓄旧碑颇夥。自序称所收过於都穆、杨慎，而视欧阳修才三之一，视赵明诚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 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其曰《石墨镌华》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句，以所收有石无金故也。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於笔法而略於考证，故《岣嵝碑》、《比干墓铭》之类，皆持两端。而所论笔法，於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时题识，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独为崡咎也。 至所载古碑，颇多未备。则由崡本贫士，其力止於如斯。观《附录》二卷所载三记及诗，其求索之劳，亦云备至，不必以挂漏为讥矣。 △《金石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华州人。平生喜谈金石之文。所居沚园，在白厓湖上。尝构一亭，柱础墄磶，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盖迂僻好异之士也。与同时盩厔赵崡皆以搜剔古刻为事。崡著《石墨镌华》，宗昌著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逌《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峄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 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於《定武兰亭》，盖出於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 然承泽作《庚子销夏记》，其论列诸碑，实多取此书之语，则固不尽废宗昌说也。 惟其好为大言，冀以骇俗，则明季山人谲诞取名之惯技，置之不问可矣。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乾隆三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宋毕士安家《淳化阁帖》赐本详加厘正，重勒贞珉。首冠以御题“寓名蕴古”四字，及《御制淳化轩记》。命诸臣校正摹勒。 谕旨末载原帖旧跋及诸臣书后。其中古帖次第，一从旧刻。而於朝代之先后，名字之标题，皆援证史文，裁以书法，俾不乖於《春秋》之义。每卷皆恭摹御笔论断，昭示权衡。又参取刘次庄、黄伯思、姜夔、施宿、顾从义、王澍诸说，而以大观太清楼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释文於字旁，复各作订异以辨正是非，别白疑似。诚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简，以石刻贮在禁庭，自宣赐以外，罕得瞻仰。乃恭录释文，请以聚珍版摹印，俾共窥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间，遂衣被於海内。考张彦远《法书要录》，末有《右军书记》一卷，所载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并一一为之释文。刘次庄之释《阁帖》，盖即以是为蓝本。然彦远书传写多讹，次庄书至南北宋间陈与义已奉敕作《法帖释文刊误》一卷，今附刊韦续墨薮之末。则次庄所释，不尽足据可知。第诸家虽知其有讹，而辨订未能悉当，递相驳诘，转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纵聪明，游心翰墨，裁成颉籀，陶铸锺王。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临池者之幸，抑亦汉晋以来能书者之至幸也。 △《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种。每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准准、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炎武别有《金石文字记》，但载跋尾，不若此编之详明也。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并证以《谯敏碑》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灵帝本纪》及《五行志》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数，一一相符。乃本纪之误，非碑之伪。炎武犹未及详辨，是则考证之偶疏耳。 △《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馀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於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鏕”，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 至於“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鏕”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鏕”，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於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石经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頠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 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较。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 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於洪适《隶续》尚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又《开封石经》虽已汨於河水，然世传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则千虑一失耳。 △《石经考》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著录。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於汉、魏，而略於唐、宋。斯同则於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来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录金石之文，尝游长安，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当时称其好事。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汉十九，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据目见者书之。 中间辨证，大抵取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颇以己意为折衷，多所考据。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独斥武后不与，亦深合排抑僣伪之义。惟首列夏禹《岣嵝碑》，载其友刘鼇石说，谓当在祝融峰顶，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非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阳石刻集记》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叶封撰。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编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县时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考此书初出之时，顾炎武、潘耒皆尝议之。炎武之言曰：“《开母庙石阙铭》‘重曰’二字出《楚辞远游篇》，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也。井叔误以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镌，益明其非纪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后魏中岳庙碑》，今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还天王师子记》，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记》不知何以遗此？”其说诚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记》，采此记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说嵩金石类》，亦全用此记。古今金石之书，其备载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隶释》、《隶续》，在明惟陶宗仪之《古刻丛钞》，朱珪之《名迹录》，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国朝惟顾炎武之《求古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叶万之《续金石录》。其馀不过题跋而已。此书录取碑文，便於参考。《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之《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赵、洪皆失载，而此记能收之。洪书但载汉魏，欧、赵二录仅迄五代，此书载及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东讹柬，矩讹短，驯讹巡，苑讹菀，洋讹庠，此书能是正之。王士祯《蚕尾集》有封墓志，称其精《尔雅》、《说文》训诂，工於篆隶。又称其手辑《嵩志》二十一卷，复旁求汉、唐以来碑版文字，别为《石刻集记》二卷。辨证精博，人比之刘原父、薛尚功，则当时亦重其书矣。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归於光暎，遂裒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此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序，称其不减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间有参差搘拄，且无论说，不及此书之有条理。 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於《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於《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著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薈稡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著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於《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於汉隶则宗郑簠之评，於唐碑则取赵崡之论。虽同一著录，而著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分隶偶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经撰。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是编上卷首作书法，次作分隶书法，次论分隶，次论汉、唐分隶同异，次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名氏，始於程邈，终於明末马如玉。自邝露以前，皆引据诸书。惟如玉不著载何书，则经所自增矣。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 欧、赵以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止所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井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题跋》，以辨别真伪，然芾精於赏鉴，特据其笔迹以意断之而已。虽锱铢不爽，究未能确指其所以然也。大观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始援据史籍，订其舛迕，徵实有据，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更细勘其字画曲折，如姜夔校《兰亭序》之例。国朝何焯更摭姜夔《绛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杂采诸书附益之。於是《阁帖》之得失异同，渐以明备，澍作是编，复研究诸说，衡其当否，兼米、黄、顾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传正讹误，以笔迹辨依托，而行款标目，以及释文之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为十卷。又别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笔法一卷，并附其后。虽其考正鉴别，析疑辨讹，不足窥钦定《释文》之万一，而大辂之造，肇自椎轮；泰山之高，不辞土壤。如是编者，固亦不妨旁资参证尔。 △《竹云题跋》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皆其临摹古帖题跋，裒合成编。澍本工书，故精於鉴别，而於源流同异，考证尤详。如论《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为校勘刻石；锺繇《荐季直表》祝希哲误作焦季直，及繇结衔与史异；《兰亭序》派别；《圣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鲊帖》释文误作十九字；《瘗鹤铭》非顾况亦非陶弘景；同州《圣教序》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伪题遂良名；遂良《高士赞》误题永徽二年为甲寅；岳珂跋《宝章集》误以“窦臮”为“窦泉”；《朱巨川诰》非徐浩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篆文讹字；《灵飞经》非锺绍京书；裴耀卿等奏状非耀卿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颂乃用王献之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所称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颜；《争坐位帖》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结衔与史异；《江淮帖》为集字伪作；《李绅告身》与史异；《叶慧明碑》非韩择木书撰。皆引据有根柢。惟谓褚遂良书出於《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 又排郑簠、蒋衡，而自称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轻之习焉。 △《金石经眼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运震有《空山堂易解》，已著录。峻字千峰，郃阳人。工於镌字，以贩鬻碑刻为业。每裹粮走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之间，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录，与虽录而非所目击，未能详悉言之者，皆据所亲见，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刓阙之处，一一手自钩勒，作为缩本。镌於枣版，纤悉逼真。自太学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为数四十有七。运震各系以说，详其高卑广狭及所在之处。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训释。 虽所收颇狭，而较向来金石之书或仅见拓本，或仅据传闻者，特为精核。书成於乾隆元年，峻自为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运震未至西域，仅得模糊拓本，所摹颇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说后各赘以赞，亦为蛇足。峻复自益以唐碑，别为下卷，体例迥然各别，尤病糅杂。今以此本著录，而续刻之本则别存目焉。 △《石经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编因顾炎武《石经考》犹有采摭未备、辨正未明者，乃为纠讹补阙，勒为二卷。上卷标十五目，曰《延熹石经》，曰《书碑姓氏》，曰《书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曰《魏文帝典论》，曰《汉魏碑目》，曰《隋书经籍志正误》，曰《鸿都学非太学》，曰《魏太武无刻石经事》，曰《顾考脱落北齐二条》，曰《唐艺文志载石经与隋志不同》，曰《唐石台孝经》，曰《唐石经》，曰《张参五经文字》。下卷标三目，曰《蜀石经》，曰《宋开封石经》，曰《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皆极精核。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鹗序称其五经、六经、七经之核其实，一字、三字之定其归，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数，堂东、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邺、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驳鸿都门学非太学，魏石经非邯郸淳书，直发千古之蒙滞。而又引何休《公羊传注》证汉石经为一字，引孔颖达《左传疏》称魏石经为三字，以补世骏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晋书》、《隋志》证邯郸淳非无功於石经，引《魏书》崔浩、高允传证魏太武时未尝无立经事，与世骏之说互存参考。而汪祚、赵信、符曾诸人，复各抒所见，互相订正。 今并列於书中。盖合数人之力，参订成编，非但据一人之闻见。其较顾炎武之所考，较为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成都石刻，称《论语》、九经、《孟子》、《尔雅》，较晁公武、曾宏父所记少一经，亦当为辨正。世骏乃偶遗不载，是则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见考证之难矣。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徵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录类存目△《宁藩书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初，宁献王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还，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其书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启一通，后有施文明跋。多焜启中所称父王者，乃弋阳端惠王拱樻，以嘉靖初受命摄宁府事。多焜后亦袭封，谥曰恭懿，见《明史诸王世表》。 △《秘阁书目》（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钱溥撰。溥有《使交录》，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盖其致仕归里后所作。 称自选入东阁为史官，日阅中秘书凡五十馀大橱，因录其目，藏以待考。近儿子山自京授职回，又录未收书目，芟其重复，并为一集。所载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大抵多与《文渊阁书目》相出入。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奏疏一篇，亦附於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为马愉撰，而溥别有《内阁书目》一卷。然溥序实载此书卷首，疑虞稷所记误也。 △《菉竹堂书目》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盛撰。盛有《叶文庄奏议》，已著录。此其家藏书之目。中为《经》、《史》、《子》、《集》各一卷，首卷曰《制》，乃官颁各书及赐书赐敕之类。 末卷曰《后录》，则其家所刊及自著书。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谓先之以《制》，尊朝廷也。叶氏书独以为《后录》，是吾一家之书也。其叙列体例，大率本之马端临《经籍考》。然如《集部》别出《举业类》，而无《诗集类》，亦略有所增损矣。盛之书凡为册者四千六百有奇，为卷者二万二千七百有奇。在储藏家称极富，故於旧书著录为多。独其不载撰人姓名，颇伤阙略。又别有《新书目》一卷附於后，中载夏言、王守仁诸人集，皆不与盛同时。盖其子孙所续入也。 △《文苑春秋叙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书自序称，夫子删书百篇，以寓惩劝。后来选文家未有继夫子之志而法《尚书》者，乃录汉诏疏以迄明太祖檄元文，共为百篇，名曰《文苑春秋》。为《叙录》一卷，略表作者之志。自汉文以下凡十一目，今已散入《文苑春秋》，各冠本篇之首。此则其单行别本也。大抵皆仿《尚书》小序之文，欲自比於王通拟经，未免近妄。其所去取，专主明理。 惟汉文稍多，馀则代各数篇，更不足尽文章之变矣。 △《宝文堂分类书目》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晁瑮撰。瑮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宋太子太傅迥之后。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子东吴，字叔权，嘉靖癸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父子皆喜储藏，尝刊行诸书，有饮月圃、百忍堂诸版。此本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录极富，虽不能尽属古本，而每书下间为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见明人版本源流。特其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盖爱博而未能精者也。 △《经序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既作《授经图》，又取诸家说经之书，各采篇首一序，编为一集，以志其概。颇嫌挂漏。 △《国史经籍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馀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於杨慎之《丹铅录》矣。 △《经厂书目》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厂即内繙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於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幅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而当时未有论及之者。宜冯保刻私印，其文曰内翰之章也。（按冯保印文，见所作《经书辑音序文》末。）△《读书敏求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曾撰。曾字遵王，自号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图籍，多蓄旧笈。此书皆载其最佳之本，手所题识，仿佛欧阳修《集古录》之意。凡分《经》、《史》、《子》、《集》四目。《经》之支有六，曰《礼乐》，曰《字学》，曰《韵书》，曰《书》，曰《数书》，曰《小学》。《史》之支有十，曰《时令》，曰《器用》，曰《食经》，曰《种艺》，曰《豢养》，曰《传记》，曰《谱牒》，曰《科第》，曰《地理舆图》，曰《别志》。《子》之支有二十，曰《杂家》，曰《农家》，曰《兵家》，曰《天文》，曰《五行》，曰《六壬》，曰《奇门》，曰《历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法》，曰《宅经》，曰《葬书》，曰《医家》，曰《针灸》，曰《本草方书》，曰《伤寒》，曰《摄生》，曰《艺术》，曰《类家》。《集》之支有四，曰《诗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 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岐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纵横家并为一，而墨家、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又如书法、数书本艺术，而入《经》。种艺、豢养本农家，而入《史》。皆配隶无绪。至於《朱子家礼》入《礼乐》，而《司马氏书仪》、《韩氏家祭礼》则入《史》。吾衍《续古篆韵》入《字书》，而夏竦《古文四声韵》则入《韵书》。以至《北梦琐言》本小说，而入《史》。《元经》本编年，《碧鸡漫志》本词品。而皆入《子》。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於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了证歌》称杜光庭，《太素脉法》称空峒仙翁，本皆伪托，而以为实然。《玄珠密语》最为妄诞，而以为申《素问》六气之隐奥。李商隐《留赠畏之诗》后二首，本为误失原题，而强生曲解。《声画集》本孙绍远撰，而以为无名氏。《岁寒堂诗话》本张戒撰，而以为赵戒。魏校六书精蕴最穿凿，而谓徐官音释六书之学极佳。《四声等子》与刘鉴《切韵指南》异同不一，而以为即一书。古三坟书及东家杂记之琴歌，伪托显然，而依违不断。萧常续《后汉书》正《三国志》之误，而大以为非。王弼注《老子》，世有刻本，而以为不传。庞安常《圣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苏轼之误信，而复称道其说。屈原赋、宋玉赋，《汉艺文志》有明文，而斥钱杲之谓《离骚》为赋之非。 欧阳詹赠妓诗真迹，至邵伯温时犹在，而以为寄怀隐士之作。皆不为确论。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之赏鉴家矣。 △《述古堂书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曾撰。曾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如杨伯岩《九经补韵》乃摭九经之字以补《礼部韵略》，非九经音释，而列之於《经》。《玉篇》、《龙龛手镜》、《篇海》从古正文，皆字书也，而列之《韵学》。《啸堂集古录》乃博古图之类，而列之《六书》。《东观馀论》乃杂编题跋，《宝章待访录》乃蒐求书画，而列之於《金石》。《班马异同》、《两汉刊误补遗》、《后汉书年表》乃正史之支流，《两汉博闻》乃类书，《唐阙史》乃小说，而列之《杂史》。 《资治通鉴》入《正史》，而所谓《编年》一门乃收甲子纪元之类。《政和五礼新仪》入《礼乐》，而《大金集礼》入《政刑》。《五木经》李翱所作，本为博戏，《禁扁》王士点所作，杂记宫殿，而均入之《营造》。《东国史略》之类入《外夷》，而《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安南志略》、《越峤书》、《西洋番国志》又入《别志》。《澉水志》本地里，而入之於《掌故》。《释名》本小学，而入之《杂子》。《伯牙琴》本别集，《入蜀记》本传记，而入之《小说》。《土牛经》本五行，而入之《鸟兽》。《帝范》唐太宗作，而入之《疏谏》。 《容斋五笔》本说部，《群书归正集》本儒家，《沧海遗珠》本总集，而入之《类书》。《诗律武库》本类书，《沧浪吟卷》本别集，而入之《诗话》。《文章轨范》本总集，而入之《诗文评》。大抵但循名目，不检本书。郑樵所讥以《树萱录》入农家者，殆於近之。至於以汪藻《浮溪文粹》为汪应辰，以王焘《外台秘要》为林亿，撰人乖舛者，尤不可以毛举。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 △《读书蕞残》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书旧题长洲顾嗣立、大兴王兆符合编。前一卷皆跋《汉魏丛书》，后二卷皆跋《说郛》。别有刊本在《任菴五书》中。以前一卷自为一书，题曰《墨馀笔记》。后二卷则仍名《读书蕞残》。 而删其每书之标目，颇愦愦不可辨别。此盖其原本也。 △《别本读书蕞残》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所跋《汉魏丛书》，於真伪多不能辨别。如跋《易林》谓焦延寿《易》得之孟喜，不知刘向记施雠证延寿妄言事。谓《汉武内传》出班固，不知晁公武所记本无撰人。《秘辛》不知出杨慎，《续齐谐记》不知续东阳无疑，谓古无其书，特借庄周之文。《西京杂记》不知出吴均。率袭舛因讹，无所订正。 其品评诸书，谓《白虎通》为文情诡激，时出快语。谓《独断》为奇情快笔之类，尤与其书全不相似。惟辨《吴越春秋》及《天禄阁外史》二条，差有考证尔。 △《明艺文志》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尤侗撰。侗字展成，号悔菴，又称艮斋，又号西堂，长洲人。由拔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是编即其初入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类》二百六十八部，《书类》一百五部，《诗类》九十部，《礼类》一百六十一部，《乐类》八十四部，《春秋类》一百五十七部，《孝经类》三十部，《诸经类》八十二部，《四书类》一百七十七部，《小学类》一百八十三部，《正史类》四百七十一部，《稗史类》一百十部，《传纪类》二百五十部，《典故类》二百四十六部，《地理类》五百九十一部，《谱系类》一百四部，《儒家类》五百十一部，《道家类》一百十部，《释家类》二百二十部，《农家类》八十七部，《法家类》五十一部，《兵家类》六十六部，《小说类》三百七十一部，《五行类》八十二部，《艺术类》二百十三部，《奏议类》二百九十八部，《诗文类》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选纂类》三百七十八部。 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然如朱鉴《朱子易说》、薛季宣《书古文训》（案原本作薛士龙，即季宣之字也）、郑敷文《书说》、段昌武《毛诗集解》、张虙《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尊孟辨》、杨伯嵒《九经韵补》（案原本误作杨嵒，盖偶脱一字）、徐子光《蒙求补注》、胡舜陟《孔子编年》、陈埴《木钟集》（案原本误作陈植）、邱濬《牡丹荣辱志》（案此邱濬与明大学士邱濬同姓名，故侗误以为明人）、陈思《海棠谱》、庞元英《谈薮》、陈郁《藏一话腴》、陈应行《吟窗杂录》、潘用牧《记纂渊海》、萧恭文《锦绣万花谷》、章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迁《诗传疏义》、《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毛应龙《周礼集传》，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辅之《吴中旧事》、王惲《中堂纪事》、《玉堂嘉话》、潘昂霄《河源志》（案原本谀作潘昂），王桢《农书》，张养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学丛谈》，李冶《测圆海镜》，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语》，以及周伯琦、杨允孚、李存、吴海、陈基诸集，皆灼然元人。甚至袁昂《书评》收及南齐之人，而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为黄省曾所刻，《管子》、《韩子》为赵用贤所刻，皆但有刊版之功，并无注书之事。而以为黄省曾《两汉纪》，赵用贤《管子》、《韩子》。是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书版，志不胜收矣。诸史之志，惟《宋史》芜杂荒谬，不足为凭。此志又出《宋志》之下。后来钦定《明史》，削侗此稿，重加编定，固至允之鉴也。 △《易传辨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钱塘人。乾隆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其书考自汉讫元诸家易注源流得失，凡一百一十四条。中间惟辨朱彝尊误引张氏易、毛奇龄误引刘表易，及彝尊误荀煇为长倩，宋咸不及见鲜于侁易四条，差有考证。其馀一百一十条，皆刺取《经义考》之文，而排比联贯之者也。 ──右“目录类”经籍之属，十四部四十一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吴下冢墓遗文》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穆好金石遗文，所作《西使记》、《金薤琳琅》诸书，载古碑为多。此书专录吴中铭志之文，凡三十四首，皆诸家集中所不概见，故谓之《遗文》。 △《水经注碑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昔宋洪适作《隶释》，尝以《水经注》所载诸碑，类为三卷。慎偶然未检，遂复著此编，未免为床上之床，且精密亦不及适。其中梵经仙笈，荒邈难稽。如《阿育王巴达佛邑大塔石柱铭》、《泥犁城师子柱铭》、《王母昆仑铜柱铭》、《希有鸟铭》，皆不见采录，是固传信之道。然《覆釜山金简玉字书》，岂果有遗刻可徵，何自乱其例也！又其他注中所有而遗漏者甚多。即以《河水》一篇而论，海门口《大禹祠三石碑》，夏阳城西北《司马迁庙》二碑，邵阳城南《文母庙碑》，临洮《金狄胸碑》，陕县《五户祠铭》，洛阳县北《河平侯祠碑》，黎阳县南《黎山碑》，凉城县《伍子胥庙碑》、濮阳城南《邓艾庙碑》，一概阙如，何所见而删之也。至每条下所注，忽有标识，忽用郦道元语。如《郎山君碑》云，在今保定府，是慎语也；卢龙《九峥山刊石碑》，称其铭尚存，是道元本文矣。混淆不分，亦无体例。后附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曾巩《金石录跋尾》所载唐以前碑，其病亦同。且象之，南宋人；巩，北宋人。以象之列巩前，尤为失考。嘉靖丁酉，云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为之刊版，盖未察其疏舛也。 △《苍润轩碑跋》五卷、《续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盛时泰撰。时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诸生贡太学。善画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轩，文徵明题曰“苍润”。盖以时泰画仿倪瓒，而沈周题倪画诗有“笔踪要是存苍润”句也。是纪所著碑版，於金陵六朝诸迹为多。率皆借观於人，非尽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复详考原石。即如孔庙《汉史晨碑》后有武周时诸人题字，乃疑为於别刻得之，则并未见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晋王羲之书《周孝侯碑》为陆机文，陆机之文既不应羲之书，且其中於唐诸帝讳皆缺笔，其伪可不辨而明。而是纪乃信为羲之所书，则於考证全疏矣。 △《瘗鹤铭考》（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元庆撰。元庆有《云林遗事》，已著录。元庆为都穆弟子。是书所录铭词跋语，盖从穆得之，颇与今《玉烟堂帖》相类。案，穆自云可读者仅二十字，因拓以归。又云铭残缺而录其全文。然铭既残缺，则非全文可知。宋人如黄伯思《东观馀论》、董逌《广川书跋》，元人如陶宗仪《辍耕录》，所载虽互有异同，总非首尾完具之本。国朝张弨作《瘗鹤铭辨》，仅於董、黄之外复得八字。至陈鹏年始出此石於江，益证佐凿凿，无可假借。穆於何处得全文耶？至所列诸家之说，纷纭纠结，究不能断其是非，尤无取乎有此考也。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顾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谥文庄。其书於金陵所有古金石，以年代排纂，各纪所在及撰人、书人姓名，无所考证。 △《碑目》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孙克宏撰。克宏，华亭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汉阳府知府。其书略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统载天下碑目，舛谬颇多。如所载顺天府下有《汉北岳安天王碑》。考《金石录》、《集古录》、《汉隶字源》诸书，汉无《北岳安天王碑》。惟《金石录》载有《唐安天王碑》阴，乃天宝七年五月所立，则不但误题朝代，并碑之字画亦讹。又《石墨镌华》载宋亦有《安天圣帝碑》，云在岳庙。 宋时岳庙，当属真定之曲阳，而亦属之顺天。如此之类，不可缕举，殊不足依据也。 △《唐碑帖跋》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锡珪撰。锡珪字禹锡，会稽人。是书所载皆唐碑，惟末附五代杨凝式一人。皆就锡珪所见，各为题跋。如《尉迟敬德碑》，其石尚存，乃遗不载，知其不主求备矣。其中如辨锺绍京《灵飞六甲经》为玉真公主奉敕检校写，公主於天宝元年卒，天宝三年始改年为载。卷中所说，与史不符，亦颇见考证。至辨《肚痛帖》为伪作，非张旭书，辨《停云馆帖》所刻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及《多宝塔碑》，皆徐浩书。谓书有性情，如人之老少肥瘠不同，而性情不易。此书较颜诸碑，毫发无似者。格律严而法度谨，东海之家学也，人少嫌其近佐史。以此推究，更无可疑云云。则别无显证，直以己意断之矣。黄伯思、米芾精鉴入神，所定《阁帖》真伪，后人尚有异同，此事亦谈何容易也。 △《金石备考》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关中来濬撰。自署其字日梅岑，不著时代，陕西地志亦均不载其姓名。 考《太学进士题名碑》，陕西有来聘、来俨然、来复，皆三原人，濬岂其族欤？书中有万历间颍井出兰亭事，则是明万历后人。又称国学兰亭即定武本，则是赵孟坚、柯九思所藏肥、瘦二本尚未著录流传之日，其书殆著於明末。原本未标卷次，以其分省之序当为一十三卷，合《附载》一卷，共为十四卷。其曰《备考》者，盖以只据前人所著录者，存其名目，以资检括，非比欧、赵诸书薈萃论次者也。然既撮为一编，则亦应略为考证，俾存亡真赝，釐然可考，方足成书。而概无别择，视孙克宏、于奕正诸书详则过之，而讹谬亦复不减。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赞》皇坛山吉日癸巳字，误为史籀书；济宁《王安石诗碑》，误为党怀英诗；慈恩寺塔褚遂良书《圣教序》，误为临王羲之书；《释梦英篆千文》，误为李阳冰书。此人名之舛也。皇象篆书《吴纪功碑》，误为八分书，此字体之舛也。唐高正臣书《明徵君碑》，误为宋人；《辰州桐柱记》误为晋刻；以谢灵运误为唐人，此时代之舛也。《房玄龄碑》在西安，《鲁峻碑》在济宁，而皆误云在章邱；《衡方碑》在汶上，《张九龄碑》在韶州，而皆误云在西安。又若《汉周憬碑》则湖广桂阳与广东乐昌两载；房山《隋石经》、许州《上尊号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兴颂》、长沙岳麓寺《李邕碑》，则一处而两见。此地理之舛也。 即其注於条下曰今断、曰今残阙者，亦是所据之书如此，非得自目见。虽备考不妨存疑，然於裒辑亦太草略矣。 △《天下金石志》（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于奕正撰。奕正有《帝京景物略》，已著录。是书具载古来金石之所在，略注撰书人姓名年月，亦间有所考证。其中如《衡方碑》在山东，而以为在陕西。 唐《颜氏家庙碑》今在西安府儒学，而以为在曲阜。又杭州府儒学有宋高宗御书石经，古刻犹存，而此编不载，未免疏漏。据《因树屋书影》所叙奕正始末，盖生长京师，平生未出国门，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其不能详者亦宜也。书前有金铉序，又有刘侗《略述》六则，词颇儇佻，盖染竟陵公安之习者。独其称孙雪居误以李翕《郙阁颂》在冀郡，颍川《荀淑碑》在颍上；周少鲁不载董仲舒《汉赞》於真定，《天宁寺隋碑》於宛平，均为舛谬。奕正此书，正孙本者十四，正周本者十七，则尚为公论云。 △《禊帖综闻》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是书薈萃古今禊帖题识，皆习见陈言，后旁考同会诸人仕履，尤与书法无关。至指摘帖中“岁”、“会”、“兰”、“亭”、“禊”、“弦”、“快”、“倦”、“撰”等字不合六书，是又别为一家之学，不宜以论古帖也。 △《金石表》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是书杂列所蓄碑帖之目。 前有自序，称“予行塞上，见古碑横茀草间，偶一动念，古人遗迹历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搜自境内，以至远地。积五年，得八百馀本。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表”。然其书与他家碑目相等，无所谓体仿周谱，旁行斜上之式。以表为名，殊不相称。其间既不从欧、赵不分时代之例，而所列时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为一，尤为杂糅。似乎未经编次之本，且八百馀本之中，惟杨珣残碑注“疑非是再考”五字，馀皆不置一词，亦不足以资考证。又王羲之书《曹娥碑》、《乐毅论》诸条下，皆注“宋拓”字。是杂录古帖，并非金石之存於今者矣。 △《闲者轩帖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所记自《兰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云馆帖》，凡三十有八种。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书成於顺治丁亥，在《庚子销夏记》之前，故所记互有详略。 △《天发神谶碑释文》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宁。是碑本在江宁城南之岩山，后在天禧寺门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转运司后圃，元杨益又移置府学中。一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刻石。黄伯思以为皇象书，或以为苏建，其字怪伟，兼以碑断裂，颇难辨识。在浚合其石，贯以钜铁，重为释文，而以诸家题跋附之。考《吴志》及许嵩《建康实录》，皆谓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四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玺，立石刻於岩山纪功德，即此碑也。而赵明诚《金石录》载《天发神谶碑》，乃谓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言，历阳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吴志》载秋八月获石历阳，在获石临平湖之后，别自一事，明诚误以此碑当之，宜其牴牾。又欧阳修《集古录》载吴《国山碑》，谓孙皓天册元年禅於国山，改元天玺。考《吴志》吴既改元天玺之后，又於吴兴阳羡山获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宝，遂禅於国山，明年改元天纪。其事亦在此碑之后。故《金石录》既载《天发神谶碑》，又载吴《国山碑》。修误合为一，亦未考也。此书前列断碑残字，后列金石舆地之书有可考证者，凡数十条。而《金石》、《集古》二录独不见采，殆以其舛异不取欤？所列碑中残文，较《金石录》多一百七十七字。 盖明诚所据乃不完之拓本，而在浚则亲至其地勘验原石也。 △《昭陵六骏赞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弨撰。弨字力臣，山阳人。博学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以《昭陵六马图赞》或以为太宗御撰，或以为殷仲容撰，或以为欧阳询书，或以为殷仲容书，赵崡诸家，辗转讹异。因亲至其侧，勘验绘图，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据，定以《六马赞》为欧阳询书，诸降将姓名为殷仲容书。 文已尽泐，确为谁撰，弨亦不能考矣。 △《瘗鹤铭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弨撰。弨亲至焦山搨原铭，较宋黄长睿、董逌所载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较顾元庆书为详核。 △《瘗鹤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长洲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瘗鹤铭》在镇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堕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残阙，传本往往不同。又作书者或以为王羲之，或以为陶弘景，或以为顾况。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十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而海昌陈氏玉烟堂帖本，尤为辗转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张弨亲至水澨，仰卧而手拓之。共得六十九字，较诸本独多。因为考证成书。后四十六年，陈鹏年守镇江，乃募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间。其石分而为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按其辞义，补缀联合，益为完善。士鋐因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弨说而折衷之。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汇为此考，搜罗颇称详尽。 案元郝经《陵川集》，载焦山寺僧寄《瘗鹤铭考证》一卷。又明司马泰家藏书目内亦有《瘗鹤铭考》之目。今皆不传。此书当原石出水之后，视张弨所录较更详也。 △《金石遗文录》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奕禧撰。奕禧字子文，号香泉，海宁人。由贡生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书著名，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王士祯《分甘馀话》称，奕禧於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而以为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盖即指是书。然其采辑前人论说，及奕禧自缀论者，仅汉碑数种而已。唐碑以后，十不逢一。则是意在录文，而不全在跋也。即以录文而论，亦鲜体例。如汉碑中录侯成、唐扶、逢盛诸篇，皆拓本之不存於今者。不知奕禧果见其拓本，抑或仅於金石书中录之。若果见拓本，则是希有之迹，必当详注所自来。若仅从金石书抄取，则挂漏在所不免矣。至於碑之原额原题，颇有改窜。又於题下标列姓氏，类坊刻时文之式。篇内讹脱，更复不可枚举。若碑有传摹先后真迹之不同，同一石者又有存字多寡，拓本传写之不同，而此书亦复不加审择。甚至少林寺《戒坛铭》一篇，真赝二本并存。又如明皇之《孝经注》，颜元孙之《干禄字书》，则连篇全载。浯溪《中兴颂》则於王士祯《浯溪考》一字不遗。而汉唐诸碑前人剖辨最有关系者，乃一字不录。后载奕禧自书诸碑，盖用宋曾宏父载《凤墅帖》於《石刻铺叙》卷尾之意。然其於本朝人诸石刻，仅载傅山、郑簠二通。即接以自书诸碑，而於元、明碑亦廖寥无几，皆体例之不相称者。又其书既为书法而作，则每碑自应详著其字体，而书内或著或否，参差不一，其诸碑所在地名亦不详著。皆非辑录之体，似是裒辑未成之书也。 △《续金石录》（无卷数，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国朝叶万撰。万字石君，常熟人。卷首有汪士鋐、何焯、顾有典同校名氏。 其书著录金石，用洪适《隶释》例，多载全文，并著其阙字之数，行列之式，欲以续赵明诚之书。所载古碑，於《金薤琳琅》诸书阙文漏字亦间有补益。然金与石既杂糅不伦，石刻与法帖又偏枯不备。甚至娄坚所作《戏鸿堂帖》诸跋，亦阑入石刻之内。虽曾宏父《石刻铺叙》尝有此例，不知《石刻铺叙》大指以《凤墅帖》为主，专为法帖而作，故自淳化、大观以来历历缕述。此书编录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镜、砚、刚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门，乃杂然并收，亦无编次。所载古今聚金石刻诸姓氏，前后丛脞，又复漏不一。甚至讹刘攽之《先秦古器记》为《先秦奇器录》，殆未睹原书，转相稗贩，致有此失矣。 △《金石续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刘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是编即其家藏金石诸刻，各为题跋。其子伯安纂录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见既乏奇秘，所跋亦罕考证。 △《中州金石考》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是书则其官河南开归道时所辑也。成於乾隆辛酉。所录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蒐采颇富，然既以十府三州分目，则疆域井然，不容牵混。而郏县苏轼《蜀冈诗》石刻，第八卷内乃两收。此类未免失检。又所载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即如自序中明言汉碑只存其七，而所载汉时金石乃至百二十种。则是据前人所述，概为录入。其中重刻者、传疑者又不尽著其由来，殊非记实之意。又每种之下，宜一一具载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则著其阙文，方足徵信。而是书或著或否，则体例亦未画一。至於郡县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录称某碑在某州县，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资考核。如石梁今已为县，而称《徐庶母碑》在州城东之类，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辑书时未尝亲见原碑，或据金石旧书，或据郡县诸志故也。 △《石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观其所载碑刻，虽讫於金、元，而称江南不称南直隶，称江宁不称应天府，是国朝人所著矣。其书分地编载，殊多挂漏。如顺天载金《国子学石经》，而杭州府《南宋石经》则不录。阶州之《西狭颂》人所共知，亦复不载。有《绛帖》而无《潭帖》、《汝帖》。凡此之类，不可殚记，或就其家所藏者著录耶？△《金石图》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初，峻先刻此书，上卷名《金石经眼录》，尚未载后汉永和二年《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后与运震重编是图，运震始以副使郭朝祚所贻摹本补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远在玉门阳关以外，非所亲睹，故字体颇失其真，即字画亦多舛异。如“<广火>”字碑本从广，此乃从疒。碑本云“边竟乂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海祠”。皆显然之误。其刊刻亦不及诸图之工。岂此碑非峻所摹，而运震於续得之时别令拙工补之欤？其下卷则自吴《天发神谶碑》、《魏受禅碑》以下迄於唐《颜真卿家庙碑》，凡六十图。每碑绘其形制，而具说於其上。其文则但於一碑之中钩摹数十字或数字，以存其笔法，不似汉以前碑之全载。盖欲省缩本之工，遂致变其体例。其字又随意摘录，词不相属，於义殊无所取。且拓本多行於世，亦不藉此数十字以传，徒涉买菜求益之诮。故今仍以《经眼录》著录，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二十二部六十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