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第13页

　　据《史记南越传》：「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西南夷传》则云：「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头兰已破，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参合分析，驰义侯于夜郎道通以后，应不过旬日可达夜郎。又既已「发夜郎兵」，则当浮船下牂牂江矣。胡为「未下」而「南越已破」？疑由于夜郎人固知牂牁江浮船不能直达番禺。驰义侯亦探知其如此，因重功令，畏后期，（汉法：出军后期当斩。盖曾与所领八校尉，分途觅路指求可再浮船之牂牁江道。自必各募有夜郎人为之向导。）自夜郎（今云南沾益县之黑桥镇）通番禺之水道，就古今地理形势言，有四线： 　一　自夜郎浮船向陆良，改陆行经师宗、广南，至剥隘，约七百里。再浮船右江，经百色、南宁至桂平，入于牂牁江正流，又过梧州、肇庆至番禺。此为四线中水程最长且平便者。然在四线最西南，汉军将必嫌其纡远，七百里陆道又难知，故必更求于其东方。夜郎人亦必有以导之者。 　二　自师宗东向罗平、兴义、册亨、罗甸（三县今属贵州），至天峨（属广西），陆行八百余里，皆距牂牁江（南盘江）北岸不远。然此段河谷郁热而多滩险，不可行船。自天峨以下，虽可行船，礁险甚多。直至来宾以下始平稳。实际水程甚短。在汉时尤多恶瘴，为时人所畏。汉军亦当疑而不取。 　三　自夜郎直东，经普安，镇宁，安顺，惠水，独山，至荔波，浮船下金城江，过柳州，合牂牁江正流。陆道最长，水程最短。然水陆俱较安便。当时亦必有夜郎人引导之。 　四　自鄨县（今遵义）陆行至且兰（今黄平县）。又南经凯里、丹寨，至三角屯（今三都县），浮船都柳江，入广西之融江。过柳州，入于牂牁正流（自独山亦可循此水道入广西）。此线最东，水道开辟最早。然去夜郎最远。其地面全属且兰国。当时犍为郡治鄨，故当驰义侯至夜郎，知牂牁江不能直航番禺后，正倚夜郎向导分途觅路时，又饬犍为太守发且兰兵分一校尉下周水指番禺。传云「上使」，实驰义侯从夜郎人议为之，出多途以求必达也。诏敕初未征且兰兵，而太守催之苛急，故遂反矣。且兰反时，豫章、桂阳两路军已至番禺。驰义侯知终不可能至番禺，故合八校尉分路前进之军专击且兰，灭之。其时则南越已平，故「不下」而还击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传云「发巴蜀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且兰。夫八校尉所领，皆驰义侯兵，本是「巴蜀罪人」，见《南越传》。南越只此次反，一击而灭。此前并无击南越者。八校尉既在伏波、楼船两将军合攻番禺战斗极紧张时击灭且兰，则其非自「击南越」战斗中调来又可知矣。而云「尝击南越者」（《汉书》字亦作尝），初疑尝应读如当。嗣念自夜郎行军向南越，虽未至，亦未与战斗，固亦当称为「击南越者」。兹改从击且兰，故曰「尝」也。南越军事，自出军至平定，为时一年。其于牂牁郡内一年之过程，大抵如此。 　　于是可定：蜀枸酱入番禺路，为剥隘、右江一路，不可能是其他三路。从而可定唐蒙所言之牂牁江，即今之南盘江与西江之称。虽然，此亦但究唐蒙所言考订之耳。实则当时蜀枸酱行销甚广。蜀贾人不必只自夜郎输出此物于岭南，亦当有自且兰浮周水以入牂柯江者。自巴入鄨以至且兰，其道更较自僰道通夜郎易。而浮周水至番禺亦较浮右江为近。则巴贾人岂遂不能致蜀枸酱于番禺乎？窃疑唐蒙所食之枸酱，实自且兰来。但蒙至长安所访之贾人，只是蜀贾人耳。设其能访及巴贾人，则汉用二十三年精力以经营之「制越一奇」，应已成熟。直浮融江出番禺，与出零陵之军合力，唐蒙之功斯全美矣。 　　汉世，自司马迁记牂柯江外，学人入南夷者少，续言牂牁江者只桑钦《水经》。《水经》言：「牂牁水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南流入交址。」末句已错误。宁州陷没后，历隋、唐、宋、元，无能考牂牁江为何水者。明、清世，云南、贵州建省，方志家开始加以考订。其下游为广东之西江；在广西者称为郁江，大体一致。上游是何水，则言人人殊。虽皆依据《史记》「夜郎临牂牁江」一语，而订夜郎位置不同，所指牂牁江亦异。 　　郑珍《遵义府志》定夜郎于綦江县夜郎坝，则指綦江水为牂牁江。田雯《黔书》，定夜郎在桐梓县，则指乌江为牂牁江。莫与俦《牂牁考》，萦回于此二说间，明知其水道不通番禺，亦缘订夜郎于遵义附近，而强为之说。此则当弃者也。 　　郭子章《黔记》，指蒙江（罗甸河）为牂牁江。郑旻《牂牁江解》，定北盘江为牂牁江。意谓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之北。汪士铎《汉书地理志稽疑》主之，而定夜郎为「郎岱」。依西江干流立说，有可取，亦有难通处。 　　《明一统志》、《都匀府志》，定夜郎于荔波。以金城江为牂柯江。黄宗羲《今水经》改为大韦河（惠水）。俱由贵州建省后，贵阳附近地理渐明，竞为新说。惜于水道言之有据，只夜郎位置未合耳。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定夜郎于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牂牁江。吴振棫《黔语》遵之。较盘江说与荔波说有进步。洪氏为贵州学使，得遍历各县，故其见解较高一筹。惜其未得为云南学使，不知夜郎在贵州外矣。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定夜郎为今广西凌云县。始肯定广西之盘江（红水河）为牂牁江。 　　程封《牂牁考》，始定夜郎于云南罗平县，而以南盘江为牂牁江。屈大钧《广东新语》，曹树翘《滇南杂志》从之。皆干嘉以后人，始留心于滇中求夜郎者也。 　　童振藻《牂牁江考》（载《岭南学报》一卷四期），始推夜郎在云南之沾益、曲靖间。唐钺《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载《东方杂志三十九卷九期》），定其位置在沾益。此皆近世学人，由地理实际作出判断。故能远胜前人也。 　　此外，尚多有徒据书本，昧于地理实际，及只片面的地理考察而昧于古史文义之妄推，即无庸列举矣。 　　最后考订牂牁与夜郎之名义，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 　　牂牁之名，最先见于《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今按：《小匡篇》多记管仲死后事。此称「桓公」，亦可知桓公死后文。盖管仲信徒所撰，最早不能过战国，晚可能出于秦汉间之方士，与《山海经》作者同时；所言与史实不合，然所举九国则皆实有，如雕题、黑齿，皆南夷部落习俗，为方士远探者所曾见（●，疑是辰字，辰水区产汞，方士所至。不庾音丕，即大庾。山越之古国也，大庾岭困以为名），非虚构。牂柯叙列于巴、●之间，足知其位置。当时自吴、越、巴、荆外，其中五国实尚未能建成国家。「牂柯」，只当是氏族之称，如神农氏、轩辕氏、有虞氏之类。《常志》谓夜郎王族「氏以竹」。竹，夷语译音，其声本为「牂牁」，促读之则为竹也。《小匡》所记，是常璩之前四百年南夷语，时无「夜郎」之称也。《常志》所传，是四百年后，已建成夜郎国时之南夷语，固当微有不同也。 　　夜郎语今不可考。然就此地区古今地名推寻，汉有夜郎，且兰，头兰，越嶲郡有白狼，皆只因时地异而译字不同。音则同矣。今西昌县地名多有「郎」音（如樟郎），《西昌县志》云：皆古夷官驻牧地。又今雷波海畔之「黄螂」亦古马国邑，汉置鄢县处也。由此推之，「郎」者，盖南夷语统治者驻地之义。元明杂剧，恒称夷王为「 狼主」，当是借南夷语，非羌胡语也。「夜」字在汉语非吉祥字，其为译南夷音所用字无疑；在南夷语，则当是崇高之威权含义。史迁文：「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则其所辖之民户、胜兵役者（「胜兵」）数量可知。非其本国即已具此人力也。《史》又谓唐蒙「见夜郎侯多同（多、毒、竺、竹亦是一音异译）。蒙厚赏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乃且听蒙约。」所谓「旁小邑」，盖如句町、漏卧、且兰、头兰、宛温、同师之类，多是牂牁氏之支分，或夜郎所能役属之经济领域以内，故夜郎受抚后，诸旁小邑亦即受抚，后遂以此地区置牂牁郡。 　　唐蒙问枸酱所从来。南越人答曰「道西北牂牁。」此牂牁，为夜郎国与其旁小邑之统称，即旧牂牁氏地所发展成为大夜郎领域之代称。与夜郎本国微有区别；正如夏后氏国之与华夏，周王畿之与周朝全境。汉置郡名牂牁，而夜郎、且兰、句町、漏卧皆为县。且兰国已灭，则称「故且兰」。其王存者，则皆只置吏，以其子或近臣为令。迨诛灭其王，乃派中土人为令长矣。 　　滇池初亦夜郎地，为劳深、靡莫部落。后以分与庄蹻，遂发展为一大国，其地西接哀牢，奄有叶榆。「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故世人嘲「夜郎自大」。然就大夜郎言，实包有今云南东南部，贵州全省及广西之一小部，与蜀、巴、南越面积相当；而山水险阻，行程艰苦，或数十日乃能竟其境界。就落后夷国言之，亦可谓大矣。 　　附三 　　　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史记西南夷传》：「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王然于、吕越人皆建元中司马相如通西夷时副使。见《相如传》。）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大宛传》略同，而较翔致。云：「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今按，「大夏」，今阿富汗。「身毒」，今印度。古今地理形势皆合，更无异议。「滇越」，旧时无作考订者。《史记正义》曾用滇与越嶲二义谬拟为国内地名，不能有所指。史迁既称为「乘象国」则可定为滇、缅或印、缅间地。余初拟为缅甸之八莫，后改拟为密支那。常璩《南中志永昌郡》云，「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下续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迭、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皆当时国际市易之珍贵商品。足知当时永昌地界，确曾有中、印、缅各民族贾人会聚之市场，未开南夷置郡县前，蜀贾人称之为「滇越。」秦汉世，泛称南方民族为越，对其族落或国家，不能详其本称者亦漫称为越。此称滇越，盖谓其在滇国西界，或尚与滇有政治或经济上之联系也。「闽濮」之闽，对音，当即后之「孟人」，历世聚居云南省西南境，亦曰蒙族，曾于唐代建成南诏国家者也。其语言属泰语支。最古之哀牢人与近世尚广泛居于中缅边界之掸族，俱当是其别支。「鸠獠」之鸠，对音，当即明清方志所称之「●夷」。今云「克钦族」，历世聚居于哀牢西界，为一大民族，属藏缅语支。「僄越」当即是缅甸族之古称。隋、唐世建成骠国，都城在曼德勒，即古人所称之「八莫。」其后乃称缅甸国。今仍为缅国人口最多，文化最高之核心民族。「裸越」盖即苏（洛素），即《西南夷传》所谓「嶲、昆明」之嶲，《后汉书南蛮传》所谓「乌浒」，《唐书》所谓「东爨」，近世所称之「彝族」也。与怒族、僳、纳西、普米同属于藏语支。今尚有大部住居云南，小部住居缅甸、老挝、越南边界。晋时，此诸部族皆尚未建成国家，当时漫以越、濮称之，仅有如此区别而已。至于「身毒」，显然指印度商贾之居于此者。此足为秦汉时哀牢地区已有汉族贾人与印度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贾人，互以各所有珍奇商品市易于此所谓「滇越」地点之明证。当时中印海道未通，「奸出物」之商贾，惟有遵陆自蜀出邛，或出夜郎，经滇国，过叶榆，入哀牢，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与此诸民族市易，可得珍异之商品，运回内地以博厚利。印度商贾于时尚不能出远海，亦惟依布拉马普特拉河东入阿萨密（亚山），缘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河谷间浅山小道，进入此所谓「滇越」市场，与我国内地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部落市易。张骞所侦得之大夏「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之「蜀贾人市」（滇越），必在此滇缅间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地区，为可定矣。 　　余初定其地于八莫者，为当时南洋商品必由此入于我国；犀角、象牙、帛迭（木棉布）、水晶、琉璃、轲虫、蚌珠与「邛竹杖」皆是也。然其地去中、印商路为远。中印商路当在其北，与近世中美开辟之中印公路接近。故又估计在密支那与南里。密支那在克钦族住区中心，亦有掸人与怒族、僳杂处，在晋世为永昌郡之永寿县。永昌吕氏，于闽濮叛乱后曾徙郡治于此，必缘其市场繁盛故也。其地东距滇国，西距阿萨密，道里略相当；东距邛、蜀、中原地区，西距东印度、中印度与大夏，道里亦略各相当。上古文化发展进程约略相当之中、印两国，其「奸出物」之贾人，互市于此，自然合理。虽无其他文献足证，但从地理条件估订，应非毫无疑义。 　　所谓「蜀贾奸出物」者，谓偷越关徼，避关徼稽征者。字亦作「 间出物」，与上引之「使间出西夷西」之间字含义相同，谓觅间隙而进。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远达数千、万里，政府尚无所觉。政治军事之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后者多有之。例如「丝绸之路」虽在唐代乃盛传于时，实则远自殷周已成大道，即周穆王西访西王母之路也。其商贾间通时间，又当在周穆王前数千年。否则流沙瀚海之间，穆王虽有善马，苟无可靠之商贾为之向导，安敢轻尝试哉？穆王既已通行于前，而张骞、堂邑父等乃不能得间以脱匈奴之拘留者，恃在官使遵大道，非求间也。仍得逃逸，完成其使命，并再被留仍得逃归者，能求间也。太伯入吴，枸酱入番禺，皆是间出数千里外之明证。蜀贾人市，仅在滇外数百里，为中印间民间市场，固无足怪。 　　汉武以全盛之时，发间使四出，滇王又助之求道，而竟未能通者，亦为其为官使也。设能募商贾人乘间，则必能得通矣。商贾人之「 间出物」者，每入一民族势力统治区，即分出其财货以赂势者，保其在该区内行动安全。再入一区亦然。故能只身远行，利多于害。近世大小凉山彝族区尚行此制，称为「保哨」。故解放前官吏不能入彝区一步，而奸出商贾则能输入鎗弹盐布，兑换鸦片山货而出，穿其境可以平安无事。汉武虽发间使，使人所至招摇，为土着民所恶，则安能得通身毒哉？民族地域，已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者，其君长畏汉，不敢不云助求。其内心实不愿之。若在嶲昆明与氐莋之原始社会，并无君长约束，而无商贾方式之诱结，故虽「百余辈」，无益矣。 　　然则不可募商贾乎？亦不可能。凡间出之商贾，皆自知其为犯法者也，孰敢自暴其罪于政府，以易不可知之爵禄哉？惟有讳莫如深而已。即如长安贾人，以私谊告唐蒙夜郎路，亦不泄其运致枸酱之路，故徒能误八校尉之师行而已。汉世贱商贾，士大夫羞与往还，此亦其终不能得通往身毒之路之一原因。 　　友人张毅，习英、法、印、藏文，治中印文化交流历史。近得接晤，出所撰《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一文（尚未发表）见示，与余旧校《南中志》见解契合，而引据丰赡，多为余所未及。兹撮其重要书证如下。 　　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都（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用《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校）。又引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并引《通典》起字作越；《梁书中天竺传》作盘越，证明起为字讹。 　　又引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文，「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边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并引梵文Danava为此国古称，即滇越之对音。考订甚精当。 　　又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慧轮传》文，「去此寺（ 鹿园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云：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现今地属东印度」。（ 张氏自注云：「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又：「室利笈多王朝在三世纪初。」）又引《高僧传》初集卷七《释慧叡传》：「游学四方，经从蜀川之西界，为人所略……商人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修法，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说明蜀、印之间，旧有通道。 　　窃谓迦摩缕波国，固即今之阿萨密邦，亦即史迁所述之「滇越」也。然非即所述之「蜀贾人市」也。自《后汉书》，《梁书》与《大唐西域记》，皆谓此为东印度之一国。去中印度奔那伐弹那国九百里。其王遣使迎玄奘往，称其「奕叶君临，逮于今王，历千世矣」。国境周万余里，都城周三十余里。则谓「蜀贾曾至焉」可也，安得为汉初之「蜀贾人市」哉？然其王谓玄奘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按至那，即支那）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是其时西域路与海道大通，古代中印往来之旧路早已废绝，故秦王破阵乐之传入印度，亦自西域。此国王仅从中印度传入而演观之。按《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巴渝舞》之演变也。巴歌渝舞，不从滇国传入亚山，而待唐世始由印度传入亚山者，蜀贾人不知乐舞，而中印政府间古原隔绝故也。大抵自晋弃宁州，蜀与印度之市易旧路即渐为西域路及海道所夺。永昌西界与亚山国间陆路渐废，惟宗教徒尚有依之往来者。迄唐代，则已断绝。直至中美修筑中印公路始得复开。近人传言，印缅界上，骈山迭嶂，竹箐丛密，斩之复发，为工程一大困难。古今地理演变如此，固当无从寻得汉代蜀贾人市所在。若汉魏以前，此路为中印唯一交通之商道，则必然矣。 　　旧校《华阳国志》，至霍弋「善参毗之礼」句，知魏晋世佛法尚未入蜀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即已流行于南中各阶层人物间。近年见南充天宫山西汉崖墓造像，有檀城与飞天夜叉，知佛法尚未入中华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已从南中传入川北之賨民住区。此其道固唯能自亚山（阿萨密）至永昌，经滇、邛、夜郎之商道来矣。世只知明帝迎金人于西域，达摩由海道入东吴者，亦为陋矣。 　　以上论中印上古通道在永昌与亚山之间。以下论蜀布与邛竹杖。 　　蜀布，蜀中大奴隶主作坊生产之商品，即苎麻布也。苎麻为巴地长江河谷賨民最先培育成功之野生植物。由其性喜高温、湿润、微酸性之疏松土壤，知其原是热带雨林之野生植物。由其有块根可食，经人类引种扩散，甚早已种于长江流域宅畔废地土坎间，称之为苎。取宁为义。宁犹贮也，取能贮养分于根以备荒也。初皆视同草类。巴地农民最先育成纤维作物，绩以为麻。巴河谷不种大麻，专恃此麻，称为苎麻。苎麻较北方所种大麻特多优点，耐湿强韧而易漂白，用为夏衣，美观舒适。秦汉间，临邛大奴隶主之纺织作坊，大量收购此麻，绩为细布，漂使洁白，以为商品，流行四方。印、缅等热带富豪尤重之。以其生产于蜀地，称为「蜀布」。由于蜀布行销印度历久，印度商贾渐知其法，从而引种入于印度，故至今印度称苎麻为「中国草」也。 　　苎麻之野生于热带地区者，德国植物学家伦富于一六九零年（康熙二十九年）最先于巴诺亚岛发见，订名为Ramie（张勖《种苎麻法》）。彼人当时固未知中国已培育成为行销世界各国夏布之原料作物，称为苎麻矣。中国苎麻，初只种于长江流域，元代始引种入河南山东成功，见证在《农桑辑要》。而《诗陈风》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与「可以沤纻」。郑玄以下说《诗》诸家，皆释纻为苎麻。则由于已知有苎麻产于南方而不知牡麻为麻，母麻为纻之义（在《说文解字》）。今人又习知苎为重要之一种麻类，而不知其原是人类作为备荒之野草。于是说苎麻者，同以昧于事物发展之缺点，各执其地域差别与历史发展之偏见，谬相牵合，相与混乱，以至于纠缠难理。今为避免繁琐考据，约言以整齐之曰：Ramie（热麻）为苎麻原种。人工培育成为纤维作物之苎，则是二千年前长江流域农民的创造。其最先育成者为巴区之賨人。賨人无大麻所织之布，但有苎麻所织之布，是为「賨布」。賨布质麤，而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宜为夏衣，行销南国。秦汉间，蜀中大奴隶主作坊特精制以为外销商品，遂入身毒、大夏。张骞在大夏见而惊之，称为「蜀布」，时则惟蜀中有此布故也。《艺文类聚》引《张骞传》作「蜀賨布。」足见宋雕板固定《 史》、《汉》文字以前之写本《汉书》，有作「蜀賨布」者。亦由魏、晋、隋、唐人知蜀布即賨布，皆苎麻布，故衍賨字也。蜀布既流行，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区农民相感而种苎制布。惟越地制作亦最精，行销海外与中原；对「蜀布」言，称为「越布」。《后汉书独行传》载：陆续，会稽吴人也，「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自张骞言蜀布，至光武征越布，约百七八十年。越布之驰名，远后于蜀布可知。汉武时苎布之为商品，固当只蜀地有之。其时海道未通至印度，行销于印度者只恃「蜀贾奸出」，则越虽已有苎布，亦不能为张骞大夏所见。此事理之必然也。 　　印度（身毒）恒河流域，亦是湿热酸性土壤地区，何以不产苎布，而必远贸于蜀地？此亦不足怀疑。印度与南洋群岛虽亦俱产野生苎麻，但他们直至清之初世尚不知利用苎为衣料。故只能购入蜀中苎布（华侨入居后，当有所改变）。夫利用苎为衣料，尚当有培育苎为农作物之一阶段，不惟当有绩麻织布之技术而已。譬如狗尾草，地球各地皆有，惟中华独能育成粟谷（小米），其他种粟者，皆自中华引种，不知其与狗尾草有何联系。又木棉原种为攀枝花，亦中国南方所固有，而中国未能自行育成木棉，直至元代始从西域之高昌引种入内地成功（亦明着于《农桑辑要》）。则印度之虽有野生苎麻，而汉世必须由永昌西之蜀贾人市输入苎布，何足怪乎？ 　　自吴大帝开通海上商路，中印物资交流改由海上，永昌商道浸废。于是「蜀布」之名渐偃，「越布」生产日盛。千余年至今，「江西夏布」畅销，又在蜀布、越布之上。则地方生产进度不平衡，优进者胜，株守者败，理固然也。近世巴蜀惟隆昌麻布勉强能与江西夏布追随。胶州湾开辟后，德商大量集运苎布，隆昌苎布与江西、湖南苎布皆集中山东而后出口。商品之发展变化，经余一人目见者，其不固定如此。则汉时苎布奸出身毒之不能为时人所周知，又何足怪哉！ 　　以上辨「蜀布」，即苎麻布。 　　邛竹杖者，省藤所作杖也。省藤，热带常绿植物，属棕榈科。茎细而长，至数十丈。倚他物上升，而不曲绕。生时有刺。经刮制后，表皮坚莹如玉。通体强韧，高节而实心，具弹性，不折，不破，不挠。巨者截为杖耐磨不损。近世舶来品手杖，即此物为之。其细者擘为篾，供编织为筐为席，尤细者供缚束，今所谓「广藤」是也。我国自海南岛及云南南部之热带气候区有之。出产最多处在南洋群岛与中南半岛，远自周秦世，即以杖材输销我国，西南山区居民几于人人有之。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而自邛来，称为「 邛竹杖」。邛、蜀实无此物栽培，随商贾漫称之为邛竹杖而已。张骞汉中人，早见此杖，误为蜀物。及在大夏，又见之，遂与蜀布同认为蜀之特产。实则此杖径自身毒输入大夏，并不经过蜀与滇邛、夜郎，但蜀人与滇、邛、夜郎人多有之而已。古邛竹杖，但断省藤之踰指细者为之，刮光滑外，不加修饰，截五六尺长即为商品。今西藏人朝山及商旅、亦各有之。亦复以为商品，自陇西售入内地，为矛柄，杖具及戏剧用棍。巴、蜀已不习见。古代士大夫，自汉以来崇尚雕饰四灵之「扶老杖」，不尚此直长之棍形杖，渐渐不识邛竹杖为何物，望文加以谬解。展转缠误，纷挐不可悉举。兹撮举其影响最大者纠正之。 　　《史记集解》引韦昭曰：「邛县之竹，属蜀。」昭，三国吴人，当时未见实物，谬从蜀人言之。蜀人使吴者，亦徒见其自邛都来，则曰邛杖。犹张骞之徒见苎布自蜀来，即称为「蜀布」，皆率意推测而名之耳。又引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是曾见其物者所言矣，而未知其产地与生态。亦谬从蜀人言是踰邛崃山来，加山名。（《汉书注》引作：「邛，山名，生此竹，高节，可作杖。」又多「生此竹」三字。转引加工者，多如此谬。） 　　刘逵《吴都赋注》：「邛竹，出兴古盘江以南。竹中实而高节，可以作杖。」此西晋说邛竹。臣瓒《汉书》注实引用之。「高节实中」，深得此物要领。「高节」，谓节间长，植物以直上为高也。「 实中」则非竹，但外形似竹，呼为竹耳。初未言是邛国产。 　　其后，顾凯之撰《竹谱》云：「笻竹，高节、实中，状若人剡，为杖之极。」是见其实物之赞语。字作「笻竹」，似吴中贾人传称产地本语为笻。适与邛国同音，世人遂妄传为邛都之竹。实则邛国绝无此竹也。 　　《竹谱》又引《广志》云：「出南广邛都县。」则地理剌谬。其下又云：「《张骞传》云于大夏见之，出身毒国。……越嶲，则古身毒也。」更是荒谬之极。《广志》久佚，惟见它书摘引条文。元李珩有《竹谱详录》引《广志》云：「出广南邛都县。近地一两节多曲折如狗脚状，节极大而茎细瘦。俗谓之扶老竹。」所言则今世所云「鼓锤竹」（鹤膝竹）也。鼓锤竹为浙闽园艺家培育成之奇种，竹节大于算盘子，而茎细如箸，供观赏、玩具用。近世人以为叶烟管，不可作杖。郭义恭言不当如此。大抵此皆后世人傅加之语。借《广志》以惑人，故窜混之。 　　《山海经》中次十二云：「龟山多扶竹。」郭璞注云：「邛竹也。高节实中，名扶老竹。」大抵魏晋人说邛竹杖者皆有「高节实中」语。隋唐以后，始弃此四字，凿凿然说为邛都或邛山之竹。扶老、灵寿等杖名亦混搅不清，全失「省藤」形义矣。 　　唐颜师古《汉书》注引「臣瓒曰」较《史记集解》引「邛山名」下，多「生此竹」三字；「高节」下删「实中」二字。足知其时皆以中空之真竹类如鼓锤竹、金竹、及其他畸形竹杖，说为邛竹。师古自注云：「邛竹杖，人皆识之，无假多释。而苏林乃言『节间合而体离』，误后学矣。」苏林，魏黄初时陈留人，不识邛竹杖，谬以所见畸形竹杖拟之。颜氏斥之，是矣。而其自所说「人皆识之」之「邛竹杖」，则亦非矣。颜氏虽不述其形状，有张守节引语可推。张亦唐人也，其《史记正义》云：「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正与颜注同用瓒说。而「高节」下有「实中，或奇生，可为杖」，衍五字。盖唐时已有人取邛来山之白甲竹，（与金竹同类）连其地下茎，即李珩所谓「如狗脚状」之部，雕饰为灵寿杖之状，冒为《汉书》之邛竹杖，行销于关中与中原。此种杖，近年邛来县人尚有制造出售者。白甲竹质劲而薄，不耐磨损，家居老妇宜用为杖；行旅，则用数日即破损，决非张骞所见甚明。大抵唐宋元明人皆以金竹或鹤膝竹之硕壮者连头带根截雕成动物形之竹杖为邛竹杖。不复知有省藤杖。亦有用竹者。棕竹引种入内地最晚，亦棕榈科植物，适为杖用。中实而节殊短促。张守节晚唐人，似曾见棕竹杖，冒为邛竹，故于引瓒说加「实中」字。又似兼重苏林说，故加「奇生」字。微异颜注。要皆以内地之竹类说「邛竹」，无能涉想至省藤者。 　　至于唐宋以来方志书，则无不妄谓邛竹杖为蜀地邛崃山所产，即张骞大夏所见者。不胜引驳，亦不值引驳。一言以蔽之，临邛至邛都间，决不能生产高节实中之山行杖材。我既经踏勘，固未曾有；衡之物理，更不能有；参详史文，自亦不得如此。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二牧，何、王、石本作牧二） 　　　　　　一 　　先王命史，立典【远】〔建〕廖本校注云「当作建」。则，经纪人伦。三材李本作才。炳焕，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犹敢议论于乡校之下，元丰、刘、张、钱、《函》、廖本作。李、吴、何、王、石本作刍。荛之人，加之谣诵于林野之中，管窥李本作窥瞽言，君子有采。钱写作咏。所以综核群善，休风惟照也。公孙述、刘牧二主之废兴存亡，《汉书》、《国志》固以详矣。统之州部，物有条贯，必申斯篇者。此句断。旧连下读，非是。格之前宪：《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载籍也，而《八国之语》作焉；《五传》，渊邃大义，洋洋圣人之微言也，而《八览之书》兴焉。苟在宜称，虽道同世出，元丰本出字空格。一事廖本注云：「当作一事出。误倒。一句绝。」兹不取。【身】〔再〕见，游精博志，无嫌其繁矣。 　　　　　　二 　　汉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国统三绝。孝元后兄子、安汉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盗，称天子；改天下郡守为卒正；又改蜀郡为导江；迁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孙述字子阳为导江卒正，治临邛。而刘辟起兵广汉。更始刘圣公在南阳，蜀李本作述。非。欲应之。会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乱，述率吏民拒御之。所在讨破，筑围守防遏逸越，斩首万计，遂据成都，威有巴汉。政治严刻，民不为非。更始诛王莽，都关中，为赤眉贼所败。此下，张、刘本提行。元丰及钱、《函》、廖本空格。吴、何、王、浙、石本连。当连。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梦人谓己曰：「【公】〔八ㄙ〕子吴、何本作公孙。系，旧刻此下有「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字小注。顾广圻校云：「 此八ㄙ二字合为一耳。宋人校语误。谓与《后汉本》不同者，非。明人改子作孙，又误中之误。」廖本缘之，于公字下小注「按当作八ㄙ二字」，系字下注「旧校云……此传写之讹，非有异也」等字。今按：旧刻小注七字。元丰本已有，非宋人语，顾氏未知。十二为期。」述以语妇。妇曰：「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会夏四月龙出府殿前，以为瑞应，述遂称皇帝，号大成，建元龙兴。以莽尚黄，乃服色尚白；自以兴西方，为金行也。以功曹李【雄】〔熊〕元丰本、廖本作雄。他各本皆作熊。廖本注云：「当作熊，见《后汉书》。」今按《东观记》亦作「李熊」。旧缘音误雄也。为大司徒，巴【部】〔郡〕《函海》、廖本作部。他各本皆作郡。任满为大司空，弟恢为太尉，《函海》小注云：「《后汉公孙述传》作以其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原脱光字）。今按：《范史》又云「大司徒任满」。具置百官。造十层赤楼，射兰。《后汉书》作「帛兰船」三字。元丰本与廖本作「射兰」。他各本皆作「帛兰」并二字，盖李缘《范史》误改。顾广圻校稿，先有墨批云：「《后汉书》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章怀注：盖以帛饰其兰槛也。」又复有朱字续其下云：「按，射兰又见《蜀志》，云张仪、张若城成都，置观楼、射兰。是道将意不谓船。未可以章怀注相谬也。癸酉五月记。」盖墨批为旧校已有。朱批出顾千里。原批并在何焯朱校本眉上。千里重视朱校射字，而未知其出元丰本也。改益州为司隶，蜀郡为成都尹。时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田戎〕当改「荆邯」字作「田戎」。说详注释。并归述，尽有益州。置铁元丰本作铁。下同。钱官，废铜钱，百姓货卖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谓莽黄牛，述为白腹。五铢，汉钱，言汉当复也。故主簿李隆、宋明旧刻有小注云「《后汉》作张隆」。常少数谏《后汉书》作劝。述归帝称藩。述不纳。天水隗嚣吴、何、王、石本作嚣。亦据陇，连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国，称引图纬以惑众。世祖报曰：「《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以廖同元丰本作以。他各本作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廖同元丰本作丞。他各本作承。相，钱写本作相承。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耶？吴、何、王、浙、石本此下有小注三十九字，张佳胤注也。别入注释。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求汉之断，莫过王莽。近张满作恶，兵围得之，叹曰：为天文所误。天文即谶文。说详注释。恐君复误也。」又使述旧交马援喻述。述不从。此下元丰及钱、《函》、廖本空格。荆邯说述曰：「昔汤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诸侯。其钱、《函》二本作以。次，汉祖败而复征，伤瘳复战，故能禽秦亡楚，以弱为强。况今地方数千，此下当有里字，然六朝人行文每省之。杖戟百万，天下之心，未有所归。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述悦之。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多改易郡县，分封子弟，淫恣过度。然国富民殷，户百余万。世祖未遑加兵，与述及隗嚣书，辄署公孙皇帝。此下宋刻与钱、《函》、廖本空格。刘本提行，张、吴、何诸本连。下空格处同。凡言空格宋刻与廖本皆空二格。七年，嚣吴、何、王本作嚣，下同。背汉降述，述封为王，厚资给之。十年，世祖命大司马吴汉与《函海》作兴。大司徒邓禹讨嚣，平陇右。述闻而恶之。城东素有秦时空仓，述更名白帝仓，使人宣言：白钱写本作曰。帝仓暴吴本作●，后同。出米巨万。公卿以下及国人就视之，无米。述曰：「仓去此数里，虚妄如此。此下，吴、何诸本亦有张佳胤注语云：「按《后汉述传》述曰：讹言不可信。隗王破者复如此矣。」隗王在数千里外，言破坏，真不然矣。」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门泝刘、李本作沂。《函海》作坼，而注云「应作泝」。江征述。〔初，帝〕【又】遣中郎将来歙及述旧交马援奉诏喻刘、李本作谕。述。隆、少谏令服从。述怒曰：「自古来有降天子乎？」尚书解文卿，大夫郑文伯初亦谏述，系之暴室此下元丰本空格。钱、《函》二本同。顾千里校云「当连」。今按，当从「六年」断句。六年。二子幽死。【自】〔至〕是，莫有言者。以上夹叙语，旧刻有讹夺。兹改正。 　　彭破述荆门【关】及【沔】〔阳〕关，径至彭亡。亡，读如无。述使刺客刺杀彭。由是改彭亡曰平无，言无贼也。又使刺客刺杀歙于武都。世祖重遣吴汉与刘尚征述。又遣臧宫从【斜谷道】〔内水〕改字，说详注释。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宫，大司徒谢丰距汉，连战辄北。汉到城下，军其江桥及其少城。丰在广都。牙引还成都，述谓曰：「事当奈何？」牙对曰：「男儿贵死中求生，败中求成。无爱财物也。」述乃大发金帛，开门募兵，得五吴、何、王本作伍。千余人，以配牙。牙告汉战，因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汉兵争观。牙因放奇兵击汉，大破之。汉溺水，缘马尾至盎底，得出。后宫兵已至北门，述复城守。占书，曰：「虏死城下。」述以为汉等是虏，乃自出战。述张、吴、何本皆误作之。当汉，牙当宫，大战。牙杀宫兵数百，三合三胜，士卒气骄。汉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饥元丰本作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刘、李、钱、石本作昳。张、吴、何、《函》、王本作迭。他本作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元丰本与廖本作午，他各本并作平。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怅然还城。吏民穷急，即夜开门出降。汉尽诛公孙氏及牙等诸将帅二十余人，放兵大掠，多所残刘本字作贼。害。是岁，十二年也。 　　　　　　三 　　汉搜求隐逸，旌表忠义：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谏，发愤病死，表更迁葬，赠以汉卿官。【属】元丰本与廖本衍属字。他各本无。蜀郡王皓、王嘉，广汉李业，刎首死节，表其门闾。犍为朱遵，绊马死战，赠以将军，为之立祠。费贻、任永【君业】、于文永不当独有字。应是衍文。冯信等闭门素钱本钞作索，误。隐，公车特征。文齐守义益州，封为列侯。董钧习礼明经，贡为博士。程乌、李育本有才干，擢而用之。于是西土宅心，莫不凫藻。元丰本作凫藻，钱、刘、《函》、廖诸本遵之。此下并空格，刘本提行。张佳胤改作「向义」，吴、何、王诸本遵之。此下并连。顾校稿云：「凫藻，出今文尚书。」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抚恤失和，蜀郡史歆，怨吴汉之残掠蜀也，拥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刘、李本作倡。之，事宜必克，复遣汉平蜀。多行诛戮。世祖诮让于汉，汉深陈谢。自是，守藩供职，自建武至乎吴本作于。中平，垂二百载，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矣。 　　　　　　四 　　汉二十二世孝灵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吴、何、王、石本无此二字，其它各本有。浙本剜补。刘焉字君朗元丰本、廖本、浙本作朗。其他各本并作郎。此下，张、吴、何、王、石本有「 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十一字。他各本无。盖张佳胤妄增也。浙本剜去，空十一格。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州牧，以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于吴、何、王、石本字作谓。浙本剜改。焉曰：「京都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惑之，意在益州。会刺史河南《三国志》作郄，见《郄正传》。俭赋敛繁扰，流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懿〕，《后汉书》作懿。《三国志》作益。张、吴、何、王、浙本与《函海》本有小注。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议得行。汉帝将征俭加刑，以焉为监军使，寻领益州牧。董扶亦求为蜀西部都尉。太仓令巴郡赵韪，去官从焉来西。宋本与钱、刘、李、《函》、廖本并有「来西」二字。张、吴、何、王、石本无。浙本挤添。中平元年，凉州黄巾逆贼马相、赵祗等聚众绵竹，杀县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遣王饶、赵播等进攻雒元丰本作。城，杀《函海》从刘本作役，而注云「李本作杀」。刺史俭；并下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又别破巴郡，杀太守赵【韪】旧各本俱误衍韪字。兹删。部。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句断，说详注释。乃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州界清净，龙【乃】此旧传写者误移而衍。选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叛离，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函海》本有小注云：「恣似资。刘、吴、何、李本亦作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拟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汉】旧各本有汉字，当衍。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焉意盛，乃造乘舆车服千余，僭拟至尊。焉长子范为左中郎将，仲子诞治书御史，季子璋奉车都尉，皆从献帝【都】廖本注云「当作在」。〔在〕长安，惟叔子别部司马瑁随焉。焉闻相者相陈留吴懿妹当大贵，为瑁聘之。荆州牧山阳刘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当读如儗。说具注释。圣人论」。帝遣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反】。四年，征西将军马腾，自郿《后汉书》作「霸桥。」与焉、范通谋袭长安。治中从事广汉王商亟谏，不从。谋泄，范、诞受诛。议郎河南庞羲，以通家，将范、诞诸子入蜀。而天火元丰及张、吴、何、王、浙本作「夭火」。烧焉车乘荡尽，延及民家。兴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祅灾，元丰本作。疽发背卒。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元丰本与廖本作父。他各本作又，句下属，非。京师大乱，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征李本依《三国志》改作击。刘表。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