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第2页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四诗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农矣《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农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农矣，唐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庸阝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农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邶庸阝卫邶、庸阝、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庸阝、卫。 　　邶庸阝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庸阝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观乐于鲁，为之歌邶庸阝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曰邶庸阝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庸阝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 　　邶、庸阝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庸阝、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庸阝、卫也。○黎许二国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庸阝。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这旨，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这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齐于西“朝齐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晖注，以齐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邶、庸阝、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庸阝、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迹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日之夕矣“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郑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这次序。先邶、庸阝、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庸阝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楚吴诸国无诗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豳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章》：“逆暑迎寒，则歙豳诗；祈年于田祖，则歙豳雅；祭蜡则歙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鸱》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绵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言私其<豕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承筐是将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饣喜，是用孝享，礻龠祠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严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在原乎？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莠言自口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臧孙纥见卫侯于来阝，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夸毗“天之方忄齐，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以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流言以对“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德如毛“德如毛”，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显水径良乡县这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汲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双“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严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时月并书《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フ。”《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邾仪父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者，隐公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隐弑贼不讨，故不书”者非。 　　○成风敬嬴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夫人”，书“小君”，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夫人“，即为”君氏“矣。 　　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僭逾，于经可见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夫人孙于齐《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 　　刘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深得圣人这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齐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楚吴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复称“荆”而不与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称“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楚子”。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君”。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帅”。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吴”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复称“吴”，殊会而不与其“人”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吴子”。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大夫”。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李，伐陈，会且，会曾阝，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吴”，而不与其“人”。会黄池，书“晋侯及吴子”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亡国书葬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于太庙用致夫人“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于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及其大夫荀息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卫《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谷梁传》谓：“狄称‘人’，进之也。”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这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善累而后进之。”夫伐卫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于王城不书襄王之复，《左氏》书“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 　　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星孛《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 　　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陈忄希矣。”○三国来媵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三国来媵”，盖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 　　《卫。硕人》之诗曰：“东宫之妹。”正义曰：“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杀或不称大夫凡书“杀其大夫”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盗杀大夫”，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阍弑吴子余祭。”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吴阍弑其君”也。《谷梁子》曰：“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来会公《定公十四年》：“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葬用柔日《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汉人不知此义，而长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义陵，以壬寅，皆用刚日。 　　《穆天子传》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为后人伪作。 　　○诸侯在丧称子凡继立之君，逾年正月乃书即位，然后成之为君；未逾年则称子，未逾年又未葬则称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则子道毕，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则已成之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鲁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传》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陈子，是也，所以从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别也。 　　“郑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圣人之抑忽而进突也。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者，未葬居丧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谷梁传》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非也。 　　○未逾年书爵即位之礼，必于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后国人称之曰君。春秋之时，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公四年》：“郑伯伐许。”称爵者，从其国之告，亦以著其无父之罪。 　　○姒氏卒《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书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盖《春秋》自成风以下，虽以妾母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后称之。以姒氏之不称者，本无其事也。后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贰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礼亡矣。 　　○卿不书族《春秋》之文，不书族者有二义。无骇卒；挟卒；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溺会齐师伐卫：未赐氏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晋；至自晋：一事再见，因上文而略其辞也。 　　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如挟、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庄、闵以下，则不复见于经，其时无不赐氏者矣。刘原父曰：“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称了。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录也。故隐、醒之间，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晚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说者不知其故，因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说，因复构架无端，以饰其伪，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 　　或曰：不称公子何与？杜氏曰：“公子者，当时之宠号。”之称公子也，桓赐之也。其终隐之篇不称公子者，未赐也。若专命之罪则直书而自见矣。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赐氏也。卫州吁弑其君完，未赐氏也。胡氏以为以国氏者国及乎上，称公子者诛及其身，此求其说而不得，故立此论尔。 　　○大夫称子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之爵，而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孙氏之称子也自蔑也，叔孙氏之称子也自豹也，季孙氏之称子也自行父也。晋之诸卿在文公以前无称子者，魏氏之称子也自也，栾氏之称子也自枝也，赵氏之称子也自衰也，却氏之称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称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称子也自会也，韩氏之称子也自厥也。晋、齐、鲁、卫之执政称子，他国惟郑间一有之，余则否，不敢与大国并也。鲁之三家称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称焉，不敢与三家并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称之，如赵孟知伯死，则谥之而后子之，犹国君之死而谥称公也，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春秋时，大夫虽僭称子，而不敢称于其君之前，犹之诸侯僭称公，而不敢称于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卫孔悝之《鼎铭》知之，曰“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兴旧耆欲”。成叔，孔成子Θ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犹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战国，则子又不足言，而封之为君矣。 　　《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犹《春秋》传之言群子也。唐孔氏以为大夫皆称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后则门人亦得称之，乐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论语》之称子者，皆弟子之于师。《孟子》之称子者，皆师之于弟子，亦世变之所从来矣。《论语》称孔子为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门人之辞也。亦有称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辞也。

　　○有谥则不称字《春秋》传，凡大夫之有谥者则不书字；外大夫若宋、若郑、若陈、若蔡、若楚、若秦，夫谥也，而后字之。内大夫若羽父，若众仲，若子家，无谥也，而后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子是也。他国亦然，陈之五父，郑之子、子仪是也。卫州吁、齐无知。贼也，则名之。作传者于称名之法，可谓严且密矣。○人君称大夫字古者人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闻乎？”《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巩伯实来。”《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诸乎？”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于王官之后，盖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贰于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日贰，日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星陨如雨“星陨如雨”，言多也。《当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皆其类也。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筑“筑，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城小谷“城小谷，为管仲也。”据经文，小谷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小谷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齐人杀哀姜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而传谓之“已甚”，非也。 　　○微子启“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徐孚远曰：“《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襄仲如齐纳币经书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一有，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子叔姬卒据《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尔。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为杞妇乎？赵子曰：“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齐昭公《齐公十四年》：“齐侯潘卒。”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齐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然僖公十七年传曰：“葛嬴生昭公。”前后文同，先儒无致疑者。 　　○赵盾弑其君《太史书》曰：“赵质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笔也。“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临于周庙《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郑使祝史徙主于周庙。”劳动致富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郑祖厉王。”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仿古而为之欤？ 　　《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于周公庙。”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之说。 　　○栾怀子晋人杀栾盈，安得有谥？传言“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子大叔之庙《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十八年》：“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太叔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斯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斯，计徒庸，虑财用，书侯粮，以令役于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五伯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轨注：“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宫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台；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君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以日同为占裨灶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天道远春秋时，郑裨灶、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故张衡《思玄赋》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一事两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春秋言天之学天文王行之说，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这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尽信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