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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 · 政书类

文献通考 第25页

元·马端临 · 元
《文献通考》承《通典》而广之,分二十四考,引经史、采群言,为古代典章制度之集大成。
◆ 全本 · 共 206 页 · 第 25 页

【卷三十五 选举考八】

○童科(小学附) 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後汉左雄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童子郎(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黄琬以公孙为童子郎。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司马朗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 广德二年,停童子岁贡。大历三年,又复之,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奏闻。十年,再停之。 开成三年,敕:“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合诣吏曹,未试者即归礼部,文词学艺,各尽其长。此外更有招延,则为冗长。起今以後,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冀绝幸门。”(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礼部贡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经解选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能表荐。若无本处解送,本司不在考试之限。” 天成三年,敕:“近年诸道解童子,皆越常规,或年齿渐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积成乖敝。此後应州府不考艺能,滥发文解,其逐处判官责罚。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较,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长兴元年,敕:“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及第後,十一选集,初任未得授亲民官。” 周太祖广顺三年,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从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并长吏以闻。至是,亦召试,殊诗赋各一篇,盖诗六章,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後旨复召殊试诗、赋、论,嘉其敏赡,擢授秘书省正字。 王氏《挥麈录》曰:“《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亻希,授官之後,寂无所传。明清因於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颇历岁年。其後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馀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句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於前时邪?” 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亻希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於东宫,元献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己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亻希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试,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则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谓殊与蔡伯亻希俱以五六岁为神童,侍仁宗於东宫,误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赐出身者凡十人。宝元元年,以为无补而罢之。 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筮”两斋。 徽宗政和四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增教谕俸,不许受У。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後曹芬以文优,赐同上舍出身。 崇宁五年,参在京小学规约,颁之州县小学,州隶教授,县隶学长,其小学生皆自备餐钱附食。至宣和罢其法。 童子科,元丰以後,赐出身者五人。元时,诏礼部自今请试童子诵书,毋收接。大观後,复其科,赐补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试童子。祖宗朝,皆天子亲试,其命官、免举,皆临时取旨,无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诏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大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及诗各一首,为上等,与推恩;诵书外能诵一经,为中等,免文解两次;止能诵六经、《语》、《孟》,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试不合格,与赐帛。 宁宗嘉定十四年,诏自今岁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阙下,先试於国子监,而中书覆试,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万顷、彭兴宗、张揉、朱虎臣、刘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绍兴三年,林佐国始)。赐帛罢遣者九人(绍兴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饶州江安国、定国,戴松、戴滋,又张叟、卿未知何许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阵步射及诵《七书》,故补承信郎;刘毂以小校子五岁善骑射,故补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见,又特赐金带,以宠异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吕嗣兴者,衢州人也,四岁能诵《书》、《切韵》、变四声、画八卦。上召见,面俾吟诗,遂授右从政郎,赐钱三百缗,令伴皇孙荣国公读诵,乾道八年春也。又有临川王克勤,尤为警敏,初命右从事郎,庐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并右迪功郎,三山何致远将仕郎,庐陵郭洵直下州文学。 光宗一朝,童子求试者十七人,无补官者。惟从事郎吴刚年九岁,能诵六经、《语》、《孟》,以寿圣亲侄孙,特改承务郎,仍依初补法,壬子四月也。 晏元献初以童子召试,遂赐出身,令秘阁读书,久之,即以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临川王克勤敏叔为秘书省读书,制禄视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阁,馆职皆迁官,选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於上,诏以为文林郎。久之,台官有言其过者,遂除初等职官。後复以锁厅中第,为太学博士。自後未有继者。 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後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孺人。 ○吏道 ◎西汉时以试吏入官 路温舒(县狱吏) 卫青(县吏,给事侯家) 公孙弘(狱吏) 张汤(长安吏) 杜周(廷尉史) 王(郡、县吏) 陈万年(郡吏) 于定国(狱吏) 龚胜(郡吏) 丙吉(鲁狱吏) 赵广汉(郡吏) 尹翁归(狱小吏) 张敞(乡有秩,补太守卒史) 王尊(狱小吏) 孙宝(郡吏) 何并(郡吏) 薛宣(都船狱吏) 朱博(亭长,迁功曹) 朱邑(啬夫,迁卒史) 赵禹(佐史) 王温舒(亭长,迁廷尉史) 尹齐(以刀笔吏迁御史) 减宣(佐史) 严延年(郡吏) 尹赏(郡吏) 楼护(京兆吏) 王吉(郡吏) 鲍宣(啬夫,补У州丞) 焦延寿(郡吏察举,补小黄令) 公非刘氏《送焦千之序》曰:“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於事,情见於物,则贤不肖较然。故遭事不惑,则知其智;犯难不避,则知其节;临财不私,则知其廉;应对不疑,则知其辩。如此,则察举易,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戆愚无知,集诟无节,乘窥隙,诡法求贷,笞骂﹃辱,安以为已物,故无可以兴善者;而儒生学士之居於乡里,不过闭门养高,其外则游学四方,以崇名誉,然後可以出群过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县议其行而察举之,难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学,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而人品之贤不肖,初不系其出身之或为儒或为吏也。是以张汤、赵周辈之深文巧诋,赵广汉、何并之强明健决,固胥吏气习也。若公孙弘之儒雅,丙吉之贤厚,龚胜之节操,尹翁归之介洁,亦不嫌於以吏发身。则所谓吏者,岂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为之乎?後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於是以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於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於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汉制,郡国岁尽遣上计掾史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东都上计吏多留补郎官,中尝罢,今复之。 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太尉杨秉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馀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留拜者。 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己。逢异之,让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属观。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见,後延与语,大奇之。西还,谒弘农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遁去。规闻大惊,以书谢曰:“今旦,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言只以为计吏,不知是壹也),更启乃知己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 按:以赵壹之文才儒雅,而失身计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盖不知其为壹也。 徐氏曰:“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艰,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为郡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稚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为屈也。” 主事,二汉有之。汉光禄勋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後汉范滂自光禄四行迁光禄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亦不止,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泰闻之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隔之!”蕃乃谢之。又胡伯蕃、公沙穆并为之。) 令史,汉官也。後汉尚书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书。後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选於兰台、符节,精练有吏能者为之(《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後汉韦彪上疏曰:“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名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其尚书郎,初与令史皆主文簿,其职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补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丁邯以孝廉为郎,称病不就。光武诏问:“实病乎,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帝怒,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否?”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也。”中诏遣出,终不为郎。又郎中袁著诣阙上书,讼梁冀骄暴,冀阴杀之。学生刘常为名儒,素善著,冀召常补令史以辱之。)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补丞、尉。尚书令郑弘奏曰:“职尊赏薄,多无乐者。请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帝从之(《蜀志》:董厥为府令史,诸葛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迁至尚书令史、平台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则未尝曰官綦贵而吏綦贱也。後世为胥吏者,作奸犯科,不自爱重,放纵於义理之外,故为世所轻,而儒者尤耻与为伍。秦弃儒崇吏,西都因之。萧曹以刀笔吏佐命为元勋,故终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於吏以发身。其时,儒与吏未甚分别,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经者补太守卒史,而不以为恧。元、成以来,至东汉之初,流品渐分,儒渐鄙吏,故以孝廉补尚书郎、令史而深以为耻,盖亦习俗使然。然胡广、袁安之进身者亦由郡吏,而丁邯则决不肯为尚书令史,何也?盖东都亦未尝废试吏入仕之涂,故方其未遇,而浮沈里巷无所知名也,则虽郡吏亦屑为之;及其既以孝廉异科荐举徵召,则未免自负清流,虽尚书机要之地,亦耻其为郎、令史矣。然考《晋书 百官志》:“魏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然则丁邯虽誓死不为,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为郎者遂为久例欤。 都事,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职与晋同。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须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时以太学博士刘讷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五人并以才地兼美历兹选。) 隋开皇初,改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炀帝分隶六尚书,六人领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後魏於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员。炀帝三年,并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随曹闲剧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一人,杂用士人。唐并用流外。 右历代都事、主事,皆吏长之名也。 西晋令史,朝晡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贾充为尚书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书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职与诸曹令史同(刘卞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退为尚书令史。姚苌执符坚,遣仆射尹纬诣坚问事。坚见其杰,问曰:“卿於朕世何官?”纬答曰:“尚书令史。”坚曰:“卿宰相材,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版。 孔ダ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为有司所纠。 梁、陈与晋、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执笏,然谓之流外勋品。 北齐尚书郎判事,正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令史皆平揖郎,无拜。 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开皇十五年,诏州县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炀帝以四省、三台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府卫皆曰“府史”。於时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赊。 牛弘尝问於刘炫曰:“按《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较,文不烦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己。今之文簿,尝虑覆理,锻炼辛苦甚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远也。”弘又曰:“後魏、北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十,二州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於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己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後,遂为宦途。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於谣颂(是岁,京师饥旱,弘文、崇贤、司成三馆学士并放归本贯。又阎立本、姜恪为相,立本善画,恪有边功。当时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士放散,五台令史明经。”)。 张元素少为刑部令史。太宗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县尉时,曰:“流外。”又问何曹,元素辱之,出ト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元素虽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使之郁结於怀,何以责其仗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之。”孙伏伽与元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於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高宗永徽时,吏部侍郎刘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书,比选补皆取流外有刀笔者,虽欲参用士流,率以俦类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所归,专责曹史,理有未尽。宜稍革之,以清其选。” 元宗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 按:张元素事太宗,深以流外为耻。彼创业之时,依乘风,致位将相,其发身微贱,盖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耻也。然至明皇时,承平己久,正当分别流品,汰除冗滥,以清仕途,而流外出身,岁不下二千人。盖唐进士科取人颇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则捷出他径,处秽而不羞矣。 刘晏为度支使,常以为办集众务,在於得人,故必择通敏情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检簿书,出纳钱,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於时,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於名,故吏多贪污。” 郑馀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为光琦沮变者,令涣往请必得,由是四方赀饷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郑政颇姑息,而佑常行辈待,不名也。至馀庆议事,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馀庆叱去。後涣以赃败,宪宗闻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钱,与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岁满受官(见《赀选门》)。 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以优劣等第申奏。文优者,宜超一资注拟,次者依资,又其次者与同类官中比拟。仍准元敕,业文者任徵引今古,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开宝五年,诏:“流外选人,经十考入令、录者,引对方得注拟。驱使散从官、伎术人,资考虽多,亦不注拟。” 上亲阅诸司流外人,勤归农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权,多为奸赃,欲更用士人,命选令、录、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选,终不及数,乃召旧任者四人,面加戒励,令复故。 太宗端拱元年,诏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楚邱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作监丞,充中书堂後官。堂吏拔选人授京官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亲试举人,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密、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栾崇吉为度支副使。崇吉提点中书五房公事,明习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如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杨文质为秘书丞,代掌五房事,谓之曰:“汝见擢用栾崇吉否?当自勉励也。” 雍熙时,以堂後官充职事官,仍诏除入谢外不赴朝参,见宰相礼同胥吏。寻又诏:“流外出身,曾坐真徒,历四任,不入令、录。” 真宗咸平元年,诏吏部铨:“凡注诸县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补选之例: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後以就试人多怀挟传授,乃有锁院、巡搜、糊名之法。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然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得优试者率中选。後因言者,遂复减吏部考试百司人,岁以二十人为额,毋得侥幸求优试。 神宗熙宁三年,诏中书置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叶氏曰:“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後,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评初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例见之,不为礼。评诉於神宗,上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ト门使见枢密之礼。” 按:检正、都承,後来皆从官为之。今观此,则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无定例也。既胥吏所尝为之官,则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礼貌少杀於士大夫。然考之《国史》,检正之初立也,邓绾实为之。邓以上书阿附新法进身,有“笑骂从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之语,则岂以充检正为恧者哉! 知徐州苏轼上言:“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於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於毫之,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於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奋於书佐,朱邑选於啬夫,丙吉出於狱吏,其馀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後,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己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於其。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於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阅,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於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按:祖宗时,吏可出仕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为省吏。尝观《欧阳公集 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审官院令史马登可遂州司户、前杭州司理参军范衮可卫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时,盖不特艺祖、太宗朝为然也。今坡公复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盖祖宗时,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劳出官,而州县小吏则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词,多不能以科目发身,则立试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吏,大率积累及二十馀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为最优幸,凡千点检诸司文书,率随其司酬奖减年,出官最速;其未愿出官者,坐理资任,至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过厚,则杂流可以少损。” 先时,中书堂後官、提点五房官,虽未至员外郎,奏补听如旧制。至崇、观时,蔡京优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换防御使、观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杂记》曰:“堂後官者,三省诸房都录事也。补职及一年,改宣教郎;五年,愿出职者与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纪为相,建请堂吏出职止通判。从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职年满,依法补授将仕郎;後有恩赏者,许循修职郎,用考第开升,至从政郎止。其不因年劳,非泛补授者,未得注拟,具元补因依奏裁。” ○赀选进纳 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赀算十以上得官(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官,故减訾四算得官矣。‘訾’与‘赀’同。”),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按:汉初,限訾富者乃得官,盖恐其家贫而为吏则必贪故也。然致富者多贾人,而贾人又不得为吏(有市籍即贾人也),然则訾不及算与及算而为贾人者,皆不可以为官,则所限者众矣。故景帝诏减作訾算四乃得官云。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价以招人(裁谓减省);及徒复作,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 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言:“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索隐》曰:“大颜云:‘一金,万钱也。计十一级,级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馀万金,其数必有误者。”顾氏按:“或解云,一级十七万,自此以上,每级加一万,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七万也。”或说:“‘七’当为‘一’,即十一级,衍‘万’字,其曰直三十馀万者,盖卖爵必级级少增其价,至直三十馀万金也。”)。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级。五大夫,旧二十等爵第九级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杨仆以千夫为吏,殆谓此),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乐卿,武功爵第八。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废耗。 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史得入补官,郎至六百石(师古曰:“吏更迁补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当充徒役;而能入财者,即当补吏)。 按:汉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惧民之弃本逐末而储蓄不丰也,遂立为入粟之法;惧吏之贫乏无藉而贪欲无厌也,遂立为赀算之法。虽有愧於古人任贤使能之意,然犹不过随时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尝利其财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馀,用度不足,始立赏官,明开鬻卖之门,入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盐冶铁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则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财,而复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滥矣。 西汉以赀为郎:(如淳曰:“汉制,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 张释之 司马相如 《杨恽传》:“恽迁中郎将。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得出,名曰‘山郎’(山,财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言出财用者,虽非休沐,常得在外也),或至岁馀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放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长,久也。一岁之调度。言总一岁所须财物,文书调度,移司农以官钱给之)。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有罪辄奏免,荐其贤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赂之端,宫殿翕然称之。” 《贡禹传》“禹言:‘孝文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毋赎罪之法,固令行禁止。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於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於世,欺谩而善书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慧贵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於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罪者辄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按:《杨恽传》所载,及贡禹所言,大概皆为赀郎设也。任官不以材德选,而徒择其赀力之富厚,岂理也哉!然赀郎之见於《汉史》者,惟张释之、司马相如。释之十年不得调,有“久宦减仲产”之叹;相如亦谢病免归成都,家徒四壁立。盖其初非以德选,遂为世所轻,而宦亦不达,故资产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贫。虽以释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见知人主,自致显荣,则必为赀郎所累,终身坎Б矣。士之所以进身者,其发轫可不审哉! 《黄霸传》:“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计。”夫输财於官而得仕者,犹不以右职畀之,况徒以其家资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输财得官 卜式(武帝时,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不报;再献钱三十万,拜郎中。後为御史大夫,封侯) 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後复入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杨仆(以千夫为吏。一千夫即武功赏第七级。至楼船将军,封侯)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应选者半之,或二分之一,於西园立库贮之。” 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後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闾、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後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烈於是声誉衰减。 帝欲以羊绩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绩乃坐使人於单席,举袍示之,曰:“臣之所赀,惟此而己。”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故不登公位。 刘陶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时拜职名当出买官之钱,谓之修宫钱,)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重陶才,原其病。 武帝、灵帝卖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则异。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故卜式、黄霸虽以赀财进身,而不害其为名士也。灵帝取之於贪饕之公卿,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张温虽以公誉登仕,而无救其为小人也。 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何帝?”毅曰:“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治,南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不己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时,孝宣二年初,承丧乱之後,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夫阶,授以实官;白人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於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授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馀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又令: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凡捉钱品子无违负者,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馀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赀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赀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馀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後,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谨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者,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於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 元和十二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以充私觌。” 旧例,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员,取赀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复其制,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吐蕃使八员。 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己,於民政无预也。 神宗熙宁元年,行入粟补官法,出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寻又赐河东空名敕诰。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丰所立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即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迩者,东南用兵,民入金,皆得补文武官,理选依限如官户,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纳者,皆尝与不入纳者均受科取,今复其户不输,是得数千缗於一日,而失数千斛於无穷也。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於下户,下户重贫,州县缓急,当责何人办事?况不注监当,不限磨勘,与士大夫泾渭并流,驽骥同皂,又弊之大者。乞改用进纳本法。”诏:“近东南捕贼,入金粟而补之官,与常平法进纳者异。可如已命毋改。该注亲民官,而有田业在所莅,其毋得注。” 高宗绍兴二十年,用吴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监司守臣募民往两淮开垦田地。岁收五百石归官庄者,免本户差役;七百石,补进义副尉;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并作力田出身。其被赏後再开垦及元数,许参选如法,理名次在武举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场许赴转运司应举。 孝宗淳熙二年,诏进纳补官请举年及合免举之人,许纳补授文书,直赴南省。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如系进士,补迪功郎。 ○方伎 西汉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佞幸)。周仁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仕至侍中)。吾邱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仕至大中大夫)。荀彘以御见,侍中。武帝时,虞初以方士侍祠,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亡所阿私(《龟传》)。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皆召见待诏,伍宏以医待诏。 成帝时,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又有本草待诏(《郊祀志》)。 范晔《东汉书 方伎传》论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挟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谓李少翁、栾大之徒)。後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於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盖谓此也。” ※《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风角,仕至司空掾) 郭宪(善术,仕至光禄勋) 许杨(善术,晓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乔(有神术,仕至县令) 谢夷吾(善风角,仕至太守) 李(善《河洛》风星,以孝廉举,仕至司徒)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以隐士聘,任至光禄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术,仕至弘农令) 单(善天官算术,仕至汉中太守) 韩说(善图纬,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载两汉士大夫明方术,善技艺,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卫绾、周仁、吾邱寿王,则假方术以进,而自他有文行以取显贵者也;如李、樊英之徒,则虽善方术,而本不假此以进身取位者也。然考《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则终身肥遁,不求闻达者甚多,有不应辟举者,有变姓名不知所终者,真贤士也。其与後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势之涂,以为干名徇利之阶者,大有迳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监。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跄廊庙,非所以规模後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艺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 唐制,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书、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 中宗神龙元年,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其年,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 元宗开元七年,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 天宝十三载,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於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之数。”从之。 文宗太和五年,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司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於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宋太祖皇帝开宝十年,诏:“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 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邪!”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於乐部迁转。”乃以为太乐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鲁国长公主以赵自化药饵有功,请授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曰:“自化顷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寻谕以方术之流不可任郡。今复有此请,命枢密使召戒之。” 乾兴元年,中书言:“旧制,翰林医官、图画、琴棋待诏转官,止光禄寺丞;天禧四年,乃迁至中允、赞善、洗马同正。请勿逾此制,惟特恩至国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观四年,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而算书生则归之太史局(画学、医学等并见《学校考》)。

【卷三十六 选举考九】

○举官 《虞书》:“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之有德,必举事以为验)。”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宽弘庄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乱,治也),扰而毅(扰,顺也。毅,果也),直而温,简而廉(性简易而有廉隅),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称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须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日严敬六德亮采,有邦(严敬其身,行六德,可为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於士者入《举士门》,详於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於後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於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徵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馀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後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 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後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於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其简叙先後,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於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後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於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於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 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後,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後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後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後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後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後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後来之失。然後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於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於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於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於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 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馀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後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後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於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於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 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後,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後,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後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後,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後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於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 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於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馀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馀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後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後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选之後,武人入选始於羽林作乱之馀,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後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後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馀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後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後,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於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後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馀转通计後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馀郡守,不在举限。” 杨典选二十馀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後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牛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於此。自後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馀人,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馀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见此三千馀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於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於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於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於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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