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45页
继绝。熙宁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馆蔡延庆父褒，故太尉齐之弟也。齐初无子，子延庆。后齐有子，而褒绝，请复本宗。礼官以请，许之。绍圣元年，尚书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户绝之家，近亲不为立继者，官为施行。今户绝家许近亲尊长命继，已有著令，即不当官为施行。」四年，右武卫大将军克务，乞故登州防御使东牟侯克端子叔博为嗣，请赴期朝参起居，而不为克端服。大宗正司以闻。下礼官议，宜终丧三年。遂诏宗室居父母丧者，毋得乞为继嗣。 大观四年，诏曰：「孔子谓兴灭继绝，天下之民归心。王安石子雱无嗣，有族子棣，已尝用安石孙恩例官，可以棣为雱后，以称朕善善之意。」先是，元丰国子博士孟开，请以侄孙宗颜为孙，据晋侍中荀顗无子，以兄之孙为孙；其后王彦林请以弟彦通为叔母宋继绝孙，诏皆如所请。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户部言：「知蜀州吴扩申明：乞自今养同宗昭穆相当之子，夫死之后，不许其妻非理遣还。若所养子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实有显过，即听所养母诉官，近亲尊长证验得实，依条遣还，仍公共继嗣。」 志第七十九乐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矣！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县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畅，事具《律历志》。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六年，岘又言：「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为郊歌。国朝，合州进瑞木成文，驯象由远方自至，秦州获白乌，黄州获白雀，并合播在管弦，荐于郊庙。」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未几，岘复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喜德门，奏《采茨》之乐；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并从之。太常寺又言：「准令，宗庙殿庭宫县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宗庙之数，今岁亲郊，欲用旧礼。」有诏，圜丘增十六虡，余依前制。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九年，岚州献祥麟；雍熙中，苏州贡白龟；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蒙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蒙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造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凡二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阮成，以示中书门下，因谓曰：「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增之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由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并协律吕，冠于雅乐，仍具图以献。上览而嘉之，迁其职以赏焉。自是遂废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同按试，择其晓习月律者，悉增月奉，自余权停廪给，再俾学习，以奖励之。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而不以艺进，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难于骤变。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修乐器。后复以龙图阁待制戚纶同判寺事，乃命太乐、鼓吹两署工校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召宰执、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又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遂诏补副乐正，赐袍笏、银带，自余皆赐衣带、缗钱，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庙用乐，亲祀用宫县，有司摄事，止用登歌，自余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至是诏曰：「致恭明神，邦国之重事；升荐备乐，方册之彝章。矧在尊神，固当严奉。举行旧典，用格明灵。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园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按礼文，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论语》曰：'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曰：'谓歌《雍》也。'《郊祀录》载登歌彻豆一章，奏无射羽。然则宗庙之乐，礼有登歌彻豆，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理安之乐》，诚恐阙失，望依旧礼增用。」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宗谔等言：「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曲辞，乐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从之。时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别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施于朝会、宴享，以纪瑞应。 十月，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睹亚献、终献皆不作乐，因令检讨故事以闻。有司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尊献、饮福则作乐；坛下设宫县，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献、终献、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县、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献、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于时特诏亚、终献并用登歌。 五年，圣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诏可之。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虡。景灵宫以庭狭，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自时厥后，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竟》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稞、酌献乐章，余诏诸臣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气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笙、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十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笙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载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县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卖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今当创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灵宫，罢旧《真安》之曲。以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作《兴安》，以献宗庙，罢旧《理安》之曲。《景安》、《兴安》惟乘舆亲行则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钟之徵、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地祇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笁，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鑢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焉。
志第八十乐二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则量右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竞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七月，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钟磬不经镌磨者犹存三县奇七虡，郊庙、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旧乐，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乐节，李照废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并鞞、应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击，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鞉以应之。又所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复用旧乐，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合改与否？」诏：「悉仍旧制，其李照所作，勿复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曰《仪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曰《信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精安》，皇帝饮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皆曰《穆安》，彻豆曰《歆安》，送神曰《诚安》归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诏辅臣分撰。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庆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皆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亦无射为均，皆自黄钟宫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即依前谱次第成曲，其彻声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 是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 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以律计自倍半。说者云：「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 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九为一虡者，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为一虡者，以一均声更加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为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 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 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余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 诏可。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献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钟一均声，此乃国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旧法，若于亲行大飨，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盖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盖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则献神之乐亦当用五行本始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无射之均；太簇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诏两制官同太常议，而尧臣等言：「大飨日迫，事难猝更。」诏俟过大礼，详定以闻。 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阅雅乐，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并按习大乐新录，赐群臣。又出新制颂埙、匏笙、洞箫，仍令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场，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有差。帝既阅雅乐，谓辅臣曰：「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将有事于明堂，然世鲜知音，其令太常并加讲求。」时言者以为镈钟、特磬未协音律，诏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太常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晓音，诏同定钟磬制度。 闰十一月，诏曰：「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亦沿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 国初亦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一律，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核。然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传，历古研覃，亦未究绪。顷虽博加访求，终未有知声、知经可信之人。尝为改更，未适兹意。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之功德，朕何惮改为？但审声、验书，二学鲜并，互诋胸臆，无所援据，慨然希古，靡忘于怀。」 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祥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 三年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龠，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瑗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七月，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有行远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听，是用申敕执事，还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盛；洎朕之承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祇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籥、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是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律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召辅臣至省府、馆阁预观焉，赐详定官器币有差。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瑗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特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吾攵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吾攵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饶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迩，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 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宫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酂缀，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宫县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矇、眡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在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俟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浸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志第八十一乐三 元丰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
初，言大乐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 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余。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磬连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殽无叙，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 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 七曰郑声乱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调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 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其论以为：「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余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徽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凡律吕之调及其宫、乐章，具著于图。」 帝取所上图，考其说，乃下镇、几参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其编钟、编磬虽有四清声，而黄钟、大吕正声舛误；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夹钟，则声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时设而不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咏之，中和之声庶可以考。请下朴二律。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制之。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乞留朴钟磬，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以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 几等谓：「新乐之成，足以荐郊庙，传万世。其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用夹钟之均三奏，谓之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一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圜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簇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簇为徵；用姑洗均之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则祀天之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礼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用黄钟均，以其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则用太簇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为始终。祭地祇，享宗庙，皆视此均法以度曲。」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轻重与律吕相应。钟三等，王朴钟所谓「声疾而短闻」者也，阮逸、胡瑗钟所谓「声舒而远闻」者也，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钟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则正律相应，清声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率从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诸器，随所下律。诏悉从之。乃缉新器用，徙置太常，辟屋以贮藏之。考选乐工，汰其椎钝癃老，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立为程度，以时习焉。 初，皇祐中，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以为尝得古本《汉书》，言在《律历志》。范镇以其说为然，请依法作为尺律，然后别求古乐参考。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诏镇与几等定乐，镇曰：「定乐当先正律。」帝然之。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 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吾攵'，'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祠宗庙及有司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寘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宫县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县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虡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宫县当二十虡，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宫县。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杰议。杰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与刘几同。请以晋鼓节金奏。考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之郊庙，为何所取？而范镇亦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帝以乐律绝学，防草莱中习之尤难，乃补防为乐正。 六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言：「郊庙乐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言：「有司摄事，祀昊天舞名。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献曰《神娭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诏可。九月，礼部言：「《周礼》，凡大祭祀，王出入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皇帝诣罍洗奏《乾安》，则入门亦当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灵宫及南郊壝门，乞如之。」 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虡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诏可。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 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佾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 《论磬》曰：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 特磬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 《论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 乐下太常，而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命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 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曰： 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余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入，以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速趫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帱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