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36页
五月，诏：「以运河浅涸，官吏互执所见，州县莫知所从。其令发运司提举等官同廉访使者，参订经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诏本路漕臣并本州县官详度利害，检计工料以闻。 六年九月，卢宗原复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纲运所经，其东岸皆暗石，多至二十余处；西岸则沙洲，广二百余里。谚云'拆船湾'，言舟至此，必毁拆也。今东岸有车轴河口沙地四百余里，若开通入杜湖，使舟经平水，径池口，可避二百里风涛拆船之险，请措置开修。」从之。 七年九月丙子，又诏宗原措置开浚江东古河，白芜湖由宣溪、溧水至镇江，渡扬子，趋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险，并从之。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东南濒江海，水易泄而多旱，历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庆历间，民始盗陂湖为田，后复田为湖。近年以来，复废为田，雨则涝，旱则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税，无计可脱，悉归御前，而漕司之常赋有亏，民之失业无算。可乞尽括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度几凋瘵之民，稍复故业。」诏相度利害闻奏。 八月辛丑，户部言：「命官在任兴修农田水利，依元丰赏格，千顷以上，该第一等，转一官，下至百顷，皆等第酬奖；绍圣亦如之。缘政和续附常平格，千顷增立转两官，减磨勘三年，实为太优。」诏依元丰、绍圣旧格。 志第五十河渠七 ○东南诸水下 淮郡诸水：绍兴初，以金兵蹂践淮南，犹未退师，四年，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余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敌船；又诏宣抚司毁拆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五年正月，诏淮南宣抚司，募民开浚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之处。 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开凿姥下河，东接大江，防捍敌人，检制盗贼。六年，淮东提举徐子寅言：「淮东盐课，全仰河流通快。近运河浅涩，自扬州湾头港口至镇西山光寺前桥垛头，计四百八十五丈，乞发五千余卒开浚。」从之。七年二月，诏令淮南漕臣，自洪泽至龟山浅涩之处，如法开撩。 淳熙三年四月，诏筑泰州月堰，以遏潮水。从守臣张子正请也。八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赵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历时既久，颓圮不存。至本朝天圣改元，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日，风潮泛溢，渰没田产，毁坏亭灶，有请于朝，调四万余夫修筑，三旬毕工。遂使海濒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自后浸失修治，才遇风潮怒盛，即有冲决之患。自宣和、绍兴以来，屡被其害。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不可胜数。每一修筑，必请朝廷大兴工役，然后可办。望令淮东常平茶盐司：今后捍海堰如有塌损，随时修葺，务要坚固，可以经久。」从之。 九年，淮南漕臣钱冲之言：「真州之东二十里，有陈公塘，乃汉陈登浚源为塘，用救旱饥。大中祥符间，江、淮制置发运置司真州，岁藉此塘灌注长河，流通漕运。其塘周回百里，东、西、北三面，倚山为岸，其南带东，则系前人筑垒成堤，以受启闭。废坏岁久，见有古来基趾，可以修筑，为旱乾溉田之备。凡诸场盐纲、粮食漕运、使命往还，舟舰皆仰之以通济，其利甚博。本司自发卒贴筑周回塘岸，建置斗门、石达各一所，乞于扬子县尉阶衔内带'兼主管陈公塘'六字，或有损坏，随时补筑，庶几久远，责有所归。」 十二年，和州守臣请于千秋涧置斗门，以防麻澧湖水泄入大江，遇岁旱灌溉田畴，实为民利。十四年，扬州守臣熊飞言：「扬州运河，惟藉瓜洲、真州两闸潴积。今河水走泄，缘瓜洲上、中二闸久不修治，独潮闸一坐，转运、提盐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势冲激，易致损坏；真州二闸，亦复损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闸，以防走泄。」从之。 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言：「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开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旧堤以捍风浪，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兼扬州柴墟镇，旧有堤闸，乃泰州泄水之处，其闸坏久，亦于此创立斗门。西引盱眙、天长以来众湖之水，起自扬州江都，经由高邮及楚州宝应、山阳，北至淮阴，西达于淮；又自高邮入兴化，东至盐城而极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扬州泰兴而彻于江：共为石达十三，斗门七。乞以绍熙堰为名，镵诸坚石。」淮田多沮洳，因损之筑堤捍之，得良田数百万顷。奏闻，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 浙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梁开平中，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门外。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胥山祠。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遂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 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浙江击西北岸益坏，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纶、转运使陈尧佐画防捍之策。纶等因率兵力，籍梢楗以护其冲。七年，纶等既罢去，发运使李溥、内供奉官卢守懃经度，以为非便。请复用钱氏旧法，实石于竹笼，倚叠为岸，固以桩木，环亘可七里。斩材役工，凡数百万，逾年乃成；而钩末壁立，以捍潮势，虽湍涌数丈，不能为害。 至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积久不治，人患垫溺，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 及高宗绍兴末，以钱塘石岸毁裂，潮水漂涨，民不安居，令转运司同临安府修筑。孝宗乾道九年，钱塘庙子湾一带石岸，复毁于怒潮。诏令临安府筑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复令有司：「自今江岸冲损，以乾道修治为法。」 理宗宝祐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大方言：「江潮侵啮堤岸，乞戒饬殿、步两司帅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筑，留心任责，或有溃决，咎有攸归。」 三年十一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李衢言：「国家驻跸钱塘，今逾十纪。惟是浙江东接海门，胥涛澎湃，稍越故道，则冲啮堤岸，荡析民居，前后不知其几。庆历中，造捍江五指挥，兵士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今所管才三百人，乞下临安府拘收，不许占破。及从本府收买桩石，沿江置场桩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选武臣一人习于修江者，随其资格，或以副将，或以路分钤辖系衔，专一钤束修江军兵，值有摧损，随即修补；或不胜任，以致江潮冲损堤岸，即与责罚。」 临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于武林泉。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至宋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 元祐中，知杭州苏轼奏谓：「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狭水浅，六井尽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水，其势必耗散。又放水溉田，濒湖千顷，可无凶岁。今虽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又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载，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少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因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禁自今不得请射、侵占、种植及脔葑为界。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县尉以「管勾开湖司公事」系衔。轼既开湖，因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林希榜曰「苏公堤」，行人便之，因为轼立祠堤上。 绍兴九年，以张澄奏请，命临安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委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专一浚湖；若包占种田，沃以粪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务深阔，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内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洁。旧招军士止有三十余人，今宜增置撩湖军兵，以百人为额，专一开撩。或有种植茭菱，因而包占，增叠堤岸，坐以违制。」 九年，临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茭蔓延，西南一带，已成平陆。而濒湖之民，每以葑草围裹，种植荷花，骎骎不已。恐数十年后，西湖遂淤，将如越之鉴湖，不可复矣。乞一切芟除，务令净尽，禁约居民，不得再有围裹。」从之。 临安运河在城中者，日纳潮水，沙泥浑浊，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弃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苏轼奏谓：「熙宁中，通判杭州时，父老皆云苦运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开浚。不独劳役兵民，而运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阛阓中盖十四五里，每将兴工，市肆汹动，公私骚然。自胥吏、壕砦兵级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当于某处置土、某处过泥水，则居者皆有失业之忧。既得重赂，又转而之他。及工役既毕，则房廊、邸舍，作践狼籍，园圃隙地，例成丘阜，积雨荡濯，复入河中，居民患厌，未易悉数。若三五年失开，则公私壅滞，以尺寸水行数百斛舟，人牛力尽，跬步千里，虽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询其所以频开屡塞之由，皆云龙山浙江两闸，泥沙浑浊，积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势当然，不足怪也。寻刬刷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得一千人，七月之间，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犹昔，则三五年间，前功复弃。今于钤辖司前置一闸，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候潮平水清复开，则河过阛阓中者，永无潮水淤塞、开淘骚扰之患。」诏从其请，民甚便之。 绍兴三年十一月，宰臣奏开修运河浅涩，帝曰：「可发旁郡厢军、壮城、捍江之兵，至于廪给之费，则不当吝。」宰臣朱胜非等曰：「开河非今急务，而馈饷艰难，为害甚大。时方盛寒，役者良苦，临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当迁避；至于畚闸所经，沙泥所积，当预空其处，则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赀者皆非便，恐议者以为言。」帝曰：「禹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张澄发厢军、壮城兵千人，开浚运河堙塞，以通往来舟楫。
隆兴二年，守臣吴芾言：「城里运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三所作坝，取西湖六处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积水，至望仙桥以南至都亭驿一带，河道地势，自昔高峻。今欲先于望仙桥城外保安闸两头作坝，却于竹车门河南开掘水道，车戽运水，引入保安门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桥以南开至都亭驿桥，可以通彻积水，以备缓急。计用工四万。」从之。 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临安居民繁伙，河港堙塞，虽屡开导，缘裁减工费，不能迄功。臣尝措置开河钱十万缗，乞候农暇，特诏有司，用此专充开河支费，庶几河渠复通，公私为利。」上俞其请。四年，守臣周淙出公帑钱招集游民，开浚城内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办称之。 淳熙二年，两浙漕臣赵磻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 七年，守臣吴渊言：「万松岭两旁古渠，多被权势及有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内砦前石桥、都亭驿桥南北河道，居民多抛粪土瓦砾，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两通判监督，地分厢巡，逐时点检，勿令侵占并抛飏粪土。秩满，若不淤塞，各减一年磨勘；违，展一年，以示劝惩。」 十四年七月，不雨，臣僚言：「窃见奉口至北新桥三十六里，断港绝潢，莫此为甚。今宜开浚，使通客船，以平谷直。」从之。 盐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盐官去海三十余里，旧无海患，县以盐灶颇盛，课利易登。去岁海水泛涨，湍激横冲，沙岸每一溃裂，尝数十丈。日复一日，浸入卤地，芦州港渎，荡为一壑。今闻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乎？况京畿赤县，密迩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两岸田亩，无非沃壤。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咸水渰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乞下浙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从之。 十五年，都省言：盐官县海塘冲决，命浙西提举刘垕专任其事。既而垕言： 县东接海盐，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连平江、嘉兴、湖州；南濒大海元与县治相去四十余里。数年以来，水失故道，早晚两潮，奔冲向北，遂致县南四十余里尽沦为海。近县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东西两段，并已沦毁，侵入县两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间古塘十余里。万一水势冲激不已，不惟盐官一县不可复存，而向北地势卑下，所虑咸流入苏、秀、湖三州等处，则田亩不可种植，大为利害。 详今日之患，大概有二：一曰陆地沦毁，二曰咸潮泛溢。陆地沦毁者，固无力可施；咸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冲损，遇大潮必盘越流注北向，宜筑土塘以捍咸潮。所筑塘基址，南北各有两处：在县东近南则为六十里咸塘，近北则为袁花塘；在县西近南亦曰咸塘，近北则为淡塘。 亦尝验两处土色虚实，则袁花塘、淡塘差胜咸塘，且各近里，未至与海潮为敌。势当东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筑，则可以御县东咸潮盘溢之患。其县西一带淡塘，连县治左右，共五十余里，合先修筑。兼县南去海一里余，幸而古塘尚存，县治民居，尽在其中，未可弃之度外。今将见管桩石，就古塘稍加工筑叠一里许，为防护县治之计。其县东民户，日筑六十里咸塘。万一又为海潮冲损，当计用桩木修筑袁花塘以捍之。 上以为然。 明州水：绍兴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专溉农田。自庆历中，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严立法禁。宣和以来，王仲薿守越，楼异守明，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岁有水旱之患。乞行废罢，尽复为湖。如江东、西之圩田，苏、秀之围田，皆当讲究兴复。」诏逐路转运司相度闻奏。 乾道五年，守臣张津言：「东钱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圆广阔八百顷，傍山为固，叠石为塘八十里。自唐天宝三年，县令陆南金开广之。国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闸七堰，凡遇旱涸，开闸放水，溉田五十万亩。比因豪民于湖塘浅岸渐次包占，种植菱荷，障塞湖水。绍兴十八年，虽曾检举约束，尽罢请佃。岁久菱根蔓延，渗塞水脉，致妨蓄水；兼塘岸间有低塌处，若不淘浚修筑，不惟浸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继摧毁。乞候农隙趁时开凿，因得土修治埂岸，实为两便。」从之。 鄞县水：嘉定十四年，庆元府言：「鄞县水自四明诸山溪涧会至他山，置堰小泾，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专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发卒开淘沙觜及浚港汊，又于堰上垒叠沙石，逼使溪流兖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门一带，有碶闸三所：曰乌金，曰积渎，曰行春。乌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损，遂捺为坝，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涌，时复冲倒所捺坝，走泄水源。行春桥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岁久损坏空虚，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山于石缝，以致咸潮尽入上河。其县东管有道士堰，至白鹤桥一带，河港堙塞；又有朱赖堰，与行春等碶相连，堰下江流通彻大海。今春阙雨，上河乾浅，堰身塌损，以致咸潮透入上河，使农民不敢车注溉田。乞修砌上水、乌金诸处坝堰，仍选清强能干职官，专一提督。」 润州水：绍兴七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言：「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寻遣官属李涧询究练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间已废而复兴。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则丹阳、金坛、延陵一带良田，亦被渰没。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达，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阳练湖幅员四十里，纳长山诸水，漕渠资之，故古语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严，盗决者罪比杀人。本朝浸缓其禁以惠民，然修筑严甚。春夏多雨之际，潴蓄盈满，虽秋无雨，漕渠或浅，但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兵变以后，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岁月既久，其害滋广。望责长吏浚治堙塞，立为盗决侵耕之法，著于令。庶几练湖渐复其旧，民田获灌溉之利，漕渠无浅涸之患。」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 庆元五年，两浙转运、浙西提举言：「以镇江府守臣重修吕城两闸毕，再造一新闸以固堤防，庶为便利。」从之。 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辅臣奏金使往来事，曰：「运河有浅狭处，可令守臣以渐开浚，庶不扰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运河之浚，自北关至秀州杉青，各有堰闸，自可潴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数处，积久低陷，无以防遏水势，当以时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泾港极多，其水入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运河浅也。若修固运河下岸一带泾港，自无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盘门，在太湖之际，与湖水相连；而平江阊门至常州，有枫桥、许墅、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风，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无锡五泻闸损坏累年，常是开堰，彻底放舟；更江阴军河港势低，水易走泄。若从旧修筑，不独潴水可以通舟，而无锡、晋陵间所有阳湖，亦当积水，而四傍田亩，皆无旱之患。独自常州至丹阳县，地势高仰，虽有奔牛、吕城二闸，别无湖港潴水；自丹阳至镇江，地形尤高，虽有练湖，缘湖水日浅，不能济远，雨晴未几，便觉乾涸。运河浅狭，莫此为甚，所当先浚。」上以为然。 至嘉定间，臣僚又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比年以来，镇江闸口河道淤塞，不复通舟，乞令漕臣同淮东总领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开撩。」 越州水：鉴湖之广，周回三百五十八里，环山三十六源。自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始筑塘，溉田九千余顷，至宋初八百年间，民受其利。岁月浸远，浚治不时，日久堙废。濒湖之民，侵耕为田，熙宁中，盗为田九百余顷。尝遣庐州观察推官江衍经度其宜，凡为湖田者两存之，立碑石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政和末，为郡守者务为进奉之计，遂废湖为田，赋输京师。自时奸民私占，为田益众，湖之存者亡几矣。绍兴二十九年十月，帝谕枢密院事王纶曰：「往年宰执尝欲尽干鉴湖，云可得十万斛米。朕谓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则所损未必不过之。凡事须远虑可也。」 隆兴元年，绍兴府守臣吴芾言：「鉴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今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顷，湖尽堙废。今欲发四百九十万工，于农隙接续开凿。又移壮城百人，以备撩洒浚治，差强干使臣一人，以'巡辖鉴湖堤岸'为名。」 二年，芾又言：「修鉴湖，全藉斗门、堰闸蓄水，都泗堰闸尤为要害。凡遇约运及监司使命舟船经过，堰兵避免车拽，必欲开闸通放，以致启闭无时，失泄湖水。且都泗堰因高丽使往来，宣和间方置闸，今乞废罢。」其后芾为刑部侍郎，复奏：「自开鉴湖，溉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闸十三所。夏秋以来，时雨虽多，亦无泛溢之患，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其为利较然可见。乞将江衍原立禁牌，别定界至，则堤岸自然牢固，永无盗决之虞。」 绍兴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既而都省言，余姚县境内运河浅涩，坝闸隳坏，阻滞纲运，遂命漕臣发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 萧山县西兴镇通江两闸，近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通使纲运，民旅皆利。复恐潮水不定，复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纲运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常州水：隆兴二年，常州守臣刘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运河发流，经营回复，至下流析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达于江。缘江口每日潮汐带沙填塞，上流游泥淤积，流泄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阴军钉立标楬，拘拦税船，每潮来，则沙泥为木标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开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并隶江阴军，若议定深阔丈尺，各于本界开淘，庶协力皆办。又孟渎一港在奔牛镇西，唐孟简所开，并宜兴县界沿湖旧百渎，皆通宜兴之水，藉以疏泄。近岁阻于吴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谓百渎，存者无几。今若开通，委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诜等请，造蔡泾闸及开申港上流横石，次浚利港以泄水势。 六年三月，又命两浙运副刘敏士、浙西提举芮辉于新泾塘置闸堰，以捍海潮；杨家港东开河置闸，通行盐船。仍差闸官一人，兵级十五人，以时启闭挑撩。五月，又以两折转运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筑五泻上、下两闸，及修筑闸里堤岸。仍于郭渎港口舜郎庙侧水聚会处，筑捺硬坝，以防走泄运水。委无锡知县主掌钥匣，遇水深六尺，方许开闸，通放客舟。
淳熙五年，以漕臣陈岘言，于十月募工开浚无锡县以西横林、小井及奔牛、吕城一带地高水浅之处，以通漕舟。 九年，知常州章冲奏： 常州东北曰深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灶子港、孟渎、泰伯渎、烈塘，江阴之东曰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私港、令节港，皆古人开导以为溉田无穷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 臣尝讲求其说，抑欲不劳民，不费财，而漕渠旱不干，水不溢，用力省而见功速，可以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鹤溪，自金坛县洮湖而下，今浅狭特七十余里，若用工浚治，则漕渠一带，无干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兴太湖而下，止开浚二十余里，若更令深远，则太湖水来，漕渠一百七十余里，可免浚治之扰。至若望亭堰闸，置于唐之至德，而彻于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复置，未几又毁之。臣谓设此堰闸，有三利焉：阳羡诸渎之水奔趋而下，有以节之，则当潦岁，平江三邑必无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运河一有所节，则沿河之田，旱岁资以灌溉，二也。每岁冬春之交，重纲及使命往来，多苦浅涸；今启闭以时，足通舟楫，后免车亩灌注之劳，三也。 诏令相度开浚。 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 州境北边扬子大江，南并太湖，东连震泽，西据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间。漕渠两傍曰白鹤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渎、烈塘、横河、五泻诸港，通于大江，而中间又各自为支沟断汊，曲绕参错，不以数计。水利之源，多于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 臣尝询访其故：漕渠东起望亭，西上吕城，一百八十余里，形势西高东下。加以岁久浅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满四五尺。常年春雨连绵、江湖泛涨之时，河流忽盈骤减；连岁雨泽愆阙，江湖退缩，渠形尤亢；间虽得雨，水无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归大江，东径注于吴江；晴未旬日，又复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两傍诸港，如白鹤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泻堰，日为沙土淤涨，遇潮高水泛之时，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则俱不能通。应自余支沟别港，皆已堙塞，故虽有江湖之浸，不见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渠一带，纲运于是经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涩，纲运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坝车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扰；岂特溉田缺事而已。 望委转运、提举常平官同本州相视漕渠，并彻江湖之处，如法浚治，尽还昔人遗迹，及于望亭修建上、下二闸，固护水源。 从之。 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张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别为两派：正河自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其为青溪，自天津桥出栅砦门，亦入于江。缘栅砦门地，近为有力者所得，遂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每水流暴至，则泛溢浸荡，城内居民，尤被其害。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达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既而汪澈奏于西园依异时河道开浚，使水通栅门入。从之。 先是，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华山由句容，一自庐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东南，合而为一，萦回绵亘三百余里，溪、港、沟、浍之水尽归焉。流上水门，由府城入大江。旧上、下水门展阔，自兵变后，砌叠稍狭，虽便于一时防守，实遏水源，流通不快。兼两岸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许侵占，秦淮既复故道，则水不泛溢矣。又府东门号陈二渡，有顺圣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连绵，上源奔涌，则分一派之水，自南门外直入于江，故秦淮无泛滥之患。今一半淤塞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数亩之田，疏导之以复古迹，则其利尤倍。」 其后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缘建康地势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涨，其势湓溢，非由水门窄狭、居民侵筑所致。且上水门砌叠处正不可阔，阔则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门砌叠处不动，夹河居民之屋亦不毁除，止去两岸积坏，使河流通快。况城中系行宫东南王方，不宜开凿。」从之。 嘉定五年，守臣黄度言：「府境北据大江，是为天险。上自采石，下达瓜步，千有余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岁有河渡钱额；五曰南浦渡、龙湾渡、东阳渡、大城堽渡、冈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钱额。六渡岁为钱万余缗。历时最久，舟楫废坏，官吏、篙工，初无廪给，民始病济，而官漫不省。遂至奸豪冒法，别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济者绝少，乃听吏卒苛取以充课。徒手者犹惮往来，而车檐牛马几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钱物。窃以为南北津渡，务在利涉，不容简忽而但求征课。臣已为之缮治舟舰，选募篙梢，使远处巡检兼监渡官。于诸渡月解钱则例，量江面阔狭，计物货重轻，斟酌裁减，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车牛马，皆有定数，雕榜约束，不得过收邀阻。乞觅裒一岁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钱如额解送，其余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费，而以其余给官吏、篙梢、水手食钱。令监渡官逐月照数支散，有余则解送府司，然后尽绝私渡，不使奸民逾禁。」从之。 秀州水：秀州境内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淀山湖，三曰当湖，四曰陈湖。东南则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西南则淀山湖，自芦历浦入于海。西北则陈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吴松江。其南则当湖，自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亦达于海。支港相贯。 乾道二年，守臣孙大雅奏请，于诸港浦分作闸或斗门，及张泾堰两岸创筑月河，置一闸，其两柱金口基址，并以石为之，启闭以时，民赖其利。 十三年，两浙转运副使张叔献言：「华亭东南枕海，西连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复控大海。地形东南最高，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来筑堰以御咸潮。元祐中，于新泾塘置闸，后因沙淤废毁。今除十五处筑堰及置石达外，独有新泾塘、招贤港、徐浦塘三处，见有咸潮奔冲，渰塞民田。今依新泾塘置闸一所，又于两旁贴筑咸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系小派，自合筑堰。又欲于招贤港更置一石达。兼杨湖岁久，今稍浅淀，自当开浚。」上曰：「此闸须当为之。方今边事宁息，惟当以民事为急。民事以农为重，朕观汉文帝诏书，多为农而下。今置闸，其利久远，不可惮一时之劳。」 十五年，以两浙路转运判官吴坰奏请，命浙西常平司措置钱谷，劝谕人户，于农隙并力开浚华亭等处沿海三十六浦堙塞，决泄水势，为永久利。 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崈奏：「华亭县东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御咸潮。其十七久皆捺断，不通里河；独有新泾唐一所不曾筑捺，海水往来，遂害一县民田。缘新泾旧堰迫近大海，潮势湍急，其港面阔，难以施工，设或筑捺，决不经久。运港在泾塘向里二十里，比之新泾，水势稍缓。若就此筑堰，决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无咸潮之害。其运港止可捺堰，不可置闸。不惟濒海土性虚燥，难以建置；兼一日两潮，通放盐运，不减数十百艘，先后不齐，比至通放尽绝，势必昼夜启而不闭，则咸潮无缘断绝。运港堰外别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兴修。」从之。 八年，崈又言：「兴筑捍海塘堰，今已毕工，地理阔远，全藉人力固护。乞令本县知、佐兼带'主管塘堰职事'系衔，秩满，视有无损坏以为殿最。仍令巡尉据地分巡察。」诏特转丘崈左承议郎，令所筑华亭捍海塘堰，趁时栽种芦苇，不许樵采。 九年，又命华亭县作监闸官，招收土军五十人，巡逻堤堰，专一禁戢，将卑薄处时加修捺。令知县、县尉并带'主管堰事'，则上下协心，不致废坏。 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赵善悉发一万工，修治海盐县常丰闸及八十一堰坝，务令高牢，以固护水势，遇旱可以潴积。十年，以浙西提举司言，命秀州发卒浚治华亭乡鱼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开西闸堰放水入泖湖，为一县之利。 苏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两浙漕臣陈弥作言：「疏浚昆山、常熟县界白茆等十浦，约用三百万余工。其所开港浦，并通彻大海。遇潮，则海内细沙，随泛以入；潮退，则沙泥沉坠，渐致淤塞。今依旧招置阙额开江兵卒，次第开浚，不数月，诸浦可以渐次通彻。又用兵卒驾船，遇潮退，摇荡随之，常使沙泥随潮退落，不致停积，实为久利。」从之。淳熙元年，诏平江府守臣与许浦驻扎戚世明同措置开浚许浦港，三旬讫工。 黄岩县水：淳熙十二年，浙东提举勾昌泰言：「黄岩县旧有官河，自县前至温岭，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处，皆以溉田。元有五闸，久废不修。今欲建一闸，约费二万余缗，乞诏两浙运司于窠名钱内支拨。」明年六月，昌泰复言：「黄岩县东地名东浦，绍兴中开凿，置常丰闸。名为决水入江，其实县道欲令舟船取径通过，每船纳钱，以充官费。一日两潮，一潮一淤，才遇旱乾，更无灌溉之备。已将此闸筑为平陆，乞戒自今永不得开凿放入江湖，庶绝后患。」 荆、襄诸水：绍兴二十八年，监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县东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处，地名黄潭。建炎间，邑官开决，放入江水，设以为险阻以御盗。既而夏潦涨溢，荆南、复州千余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诉，始塞之。乞令知县遇农隙随力修补，勿致损坏。」从之。
淳熙八年，襄阳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庐县界，拥漹水东流四十五里，入宜城县。后汉南郡太守王宠，尝凿之以泄蛮水，谓之木里沟，可溉田六千余顷。岁久堙塞，乞行修治。」既而杲又修护城堤以捍江流，继筑救生堤为二闸，一通于江，一达于濠。当水涸时，导之入濠；水涨时，入之于江。自是水虽至堤，无湍悍泛滥之患焉。十年五月，诏疏木渠，以渠旁地为屯田。寻诏民间侵耕者就给之，毋复取。 庆元二年，襄阳守臣程九万言：「募工修作邓城永丰堰，可防金兵冲突之患，且为农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缘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圮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乞下江陵府同驻扎副都统制司发卒修筑，庶几远民安堵，免被垫溺。」从之。 广西水：灵渠源即离水，在桂州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越者。至汉，归义侯严出零陵离水，即此渠也；马伏波南征之师，饟道亦出于此。唐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以通漕舟。宋初，计使边翊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师中领河渠事重辟，发近县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绍兴二十九年，臣僚言：「广西旧有灵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余里，自静江府经灵川、兴安两县。昔年并令两知县系衔'兼管灵渠'，遇堙塞以时疏导，秩满无阙，例减举员。兵兴以来，县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复系衔，渠日浅涩，不胜重载。乞令广西转运司措置修复，俾通漕运，仍俾两邑今系衔兼管，务要修治。」从之。 志第五十一礼一 ○吉礼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 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承重熙之后，契丹既通好，天下无事，于是封泰山，祀汾阴，天书、圣祖崇奉迭兴，专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礼仪院，仍岁增修，纤微委曲，缘情称宜，盖一时弥文之制也。 自《通礼》之后，其制度仪注传于有司者，殆数百篇。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敕，不就。天圣初，王皞始类成书，尽乾兴，为《礼阁新编》，大率礼文，无著述体，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止于庆历三年。皇祐中，文彦博又撰《大享明堂记》二十卷。至嘉祐中，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 熙宁十年，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为检讨官。襄等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袷享令式》，曰《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祈禳》总四十卷：曰《祀赛式》，曰《斋醮式》，曰《金箓仪》。《蕃国》总七十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丧葬》总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赠式》。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 绍圣而后，累诏续编，起治平，讫政和，凡五十一年，为书三百卷，今皆不传。而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议礼局请分秩五礼，诏依《开宝通礼》之序。政和元年，续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仪注。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 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既有诏讨论冠服，遂废靴用履，其他无所改议，而礼制局亦罢。 大抵累朝典礼，讲议最详。祀礼修于元丰，而成于元祐，至崇宁复有所增损。其存于有司者，惟《元丰郊庙礼文》及《政和五礼新仪》而已。乃若圜丘之罢合祭天地；明堂专以英宗配帝，悉罢从祀群神；大蜡分四郊；寿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复，遂为始祖；即景灵宫建诸神御殿，以四孟荐享；虚禘祭；去牙盘食；却尊号；罢入阁仪并常朝及正衙横行。此熙宁、元丰变礼之最大者也。 元祐册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创景灵西宫，崇宁亲祀方泽、作明堂、立九庙、铸九鼎、祀荧惑，大观受八宝、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盖治平以前所未尝行者。 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荡析无余。 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孝宗继志，典章文物，有可称述。治平日久，经学大明，诸儒如王普、董{分廾}等多以礼名家。当时尝续编《太常因革礼》矣，淳熙复有编辑之旨。其后朱熹讲明详备，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而没。 理宗四十年间，屡有意乎礼文之事，虽曰崇尚理学，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盖可三叹。咸淳以降，无足言者。 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 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领于太常。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其诸州奉祀，则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并如中祀。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凡有大赦，则令诸州祭岳、渎、名山、大川在境内者，及历代帝王、忠臣、烈士载祀典者，仍禁近祠庙咸加祭。有不克定时日者，太卜署预择一季祠祭之日，谓之「画日」。凡坛壝、牲器、玉帛、馔具、斋戒之制，皆具《通礼》。后复有高禖、大小酺神之属，增大祀为四十二焉。 其后，神宗诏改定大祀：太一，东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为四，东西蜡主日配月；太庙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荐新太庙。岁通旧祀凡九十二，惟五享后庙焉。政和中，定《五礼新仪》，以荧惑、阳德观、帝鼐、坊州朝献圣祖、应天府祀大火为大祀；雷神、历代帝王、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会应庙、庆厉军祭后土为中祀；山林川泽之属，州县祭社稷、祀风伯雨师雷神为小祀。余悉如故。 建炎四年十一月，权工部尚书韩肖胄言：「祖宗以来，每岁大、中、小祀百有余所，罔敢废阙。自车驾巡幸，惟存宗庙之祭，至天地诸神之祀，则废而不举。今国步尚艰，天未悔祸，正宜斋明恭肃，通于神明，而忽大事、弃重礼，恐非所以消弭天灾，导迎景贶。虽小祀未可遍举，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诏有司以时举行。所有器服并牲牢礼料，恐国用未充，难如旧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简，庶几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怀柔、为民求福之意。」寻命礼部太常裁定：每岁以立春上辛祀谷，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后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权用酒酺，仍依方色奠币。以辅臣为初献，礼官为亚、终献。 绍兴三年，复大火祀，配以阏伯，以辰、戌出纳之月祀之。二十七年，礼部太常寺言：「每岁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庙、社稷、感生帝、九宫贵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余并乞寓祠斋宫。」自绍兴以来，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乃悉复之。 旧制，郊庙祝文称嗣皇帝，诸祭称皇帝。著作局准《开元礼》全称帝号。真宗以兼秘书监李至请，改从旧制。又诸祭祝辞皆临事撰进，多违典礼，乃命至增撰旧辞八十四首，为《正辞录》三卷。既复命知制诰李宗谔、杨亿、直史馆陈彭年详定之，以为永式。祝版当进署者，并命秘阁吏书，上亲署讫，御宝封给之。凡先代帝王，祝文止称庙号。凡亲行大祀，则皇子弟为亚献、终献。
五代以来，宰相为大礼使，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至是，大礼使或用亲王，礼仪使专命翰林学士，仪仗、卤簿使亦或以他官。太平兴国九年，始铸五使印。太宗将封泰山，以仪仗使兼判桥道顿递事。大中祥符后，凡有大礼，以中书、枢密分为五使，仍特铸印。 景祐二年，诏有司：「皇地祇、神州，旧常参官摄事，非所以尊神，自今命两省。岁九大祠，宰臣摄事者，参知政事、尚书丞郎、学士奉祠。」于是参知政事盛度，享太庙已受誓戒，除知枢密院，乃不奉祠。又故事，三岁一亲郊，不郊辄代以他礼，庆赏与郊同，而五使皆以辅臣，不以官之高下。天圣中，乃以朝林学士领仪仗，御史中丞领卤簿，始用官次。又每岁大祀，皆遣台省近臣摄太尉，其后或委他官，太中祥符始复旧制。又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今议太尉三公，非其所任，请以吏部尚书掌誓戒。诏用左仆射，阙则用右仆射、刑部尚书一员莅之。 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舆所过，必勘箭然后出入，此师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礼院亦言。于是，凡车驾出入门皆罢之。六年，以详定所请，又罢太庙及宣德、朱雀、南薰诸门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内臣二人执翟羽前导，号曰「拂翟」，失礼尤甚，请除之。 凡郊坛，值雨雪，即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设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给明衣。 开宝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坛稍远，不闻告燎之声，始用爟火，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 又太庙初献，依开宝例，以玉斝、玉瓒，亚献以金斝，终献以瓢斝。外坛器亦如之。庆历中，太常请皇帝献天地、配帝以匏爵，亚献以木爵。亲祠太庙，酌以玉斝，亚献以金斝。郊庙饮福，皇帝皆以玉斝。诏饮福，唯用金斝。亚、终献，酌以银斝。至饮福，尚食奉御酌上尊酒，投温器以进。 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仍制漆匮，付光禄、司农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为定制。嘉祐中，裴煜请：「大祠悉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减大祠之半，小祠减中祠之半。东、西太一宫系大祠，岁太府供香，非时祈请，降御封香准大祠例。及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从配神位，牲牢寡薄。」吕公著亦论庙牲未备，悉加其数。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效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于众星之位，香不复设，恐于义未尽。」于是每陛各设香。又言：「先儒以为实柴所祀者无玉，燎所祀者无币。今太常令式，众星皆不用币，盖出于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则实柴所祀非无玉矣。燎无币，恐或未然。」至是遂命众星随其方色用币。 庆历三年，礼官余靖言：「祈谷、祀感生帝同日，其礼当异，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谷、明堂苍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从祀神州无玉，报社稷两圭有邸，祈不用玉。明年，《祀仪》成，比《通礼》多所更定云。嘉祐中，集贤校理江休复言：「《六典》大祀养牲，在涤三月，袷享日近，已逾其期，而牲牢未供。乞依汉、唐置廪牺局。」下礼院议：岁大小祀几百数，而牲盛之事，储养无素，宜如休复言。乃置廪牺局，设牢预养，籍田旧地，种植粢盛，纳于神仓，以待祭祀之用。 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椫为杓。又请南北郊先行升烟瘗血之礼，至荐奠毕，即如旧仪，于坛坎燔瘗牲币。又北郊皇地祇及神州地祇，当为坎瘗，今乃建坛燔燎，非是。请今祭地祝版、牲币并瘗于坎。又《祀仪》：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瘗犊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瘗牲体，殊不应典礼。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荐享太庙亦皆升首于室。」 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体解，荐腥则解为十一体。今亲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贵贱，无豚解、体解之别。请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肋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以两髀在端，两肩、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末。至荐熟，沉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后肱骨离为三，曰肩、臂、臑。后髀股骨去体离为二，曰肫、胳。前脊谓之正脊，次直谓之脡脊，阔于脡脊谓之横脊，皆二骨。肋骨最后二为短肋，旁中二为正肋，最前二为代肋。若升俎，则肩、臂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肋在中央。其俎之序，则肩、臂、臑、正脊、脡脊、横脊、代肋、长肋、短肋、膊、胳凡十一体，而骨体升俎，进神坐前如少牢礼，皆进下。其牲体各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 又请：「亲祠饮福酒讫，仿《仪礼》'佐食抟黍'之说，命太官令取忝于簋，抟以授祝，祝受以豆，以嘏乎皇帝而无嘏辞。又本朝亲祠南郊，习仪于坛所，明堂习仪于大庆殿，皆近于渎。伏请南郊习仪于青城，明堂习仪于尚书省，以远神为恭。又赐胙：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知枢密、同知院事，礼仪、仪仗、卤簿、顿递使，牛羊豕肩、臂、臑各五；太子三师、三少，特进，观文大学士、学士，御史大夫，六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资政殿大学士，观文翰林资政端明龙图天章宝文承旨、侍讲、侍读，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尚书列曹侍郎，龙图、天章、宝文直学士，光禄、正议、通议大夫，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节度观察留后，左右谏议，龙图、天章、宝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书、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臑各三；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监礼官，博士，牛羊脊、肋各三；太祝，奉礼，司奠彝，郊社、太庙、宫闱令，监牲牢、供应祠事内官，羊髀、膊、胳三；应执事、职掌、乐工、门干、宰手、驭马、驭车人，并均给脾、肫、胳、觳及肠、胃、肤之类。」 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言：「旧礼，郊庙尊罍数皆准古，而不实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为'看器'。郊庙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献、一尊饮福。宜诏酒官依法制齐、酒，分实之坛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设空器；并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献、饮福酒，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从祀神位用旧升数。」 志第五十二礼二（吉礼二） ○南郊 南郊坛制。梁及后唐郊坛皆在洛阳。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设燎坛于内坛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仁宗天圣六年，始筑外壝，周以短垣，置灵星门。亲郊则立表于青城，表三壝。神宗熙宁七年，诏中书、门下参定青城殿宇门名。先是，每郊撰进，至是始定名，前门曰泰禋，东偏门曰迎禧，正东门曰祥曦，正西门曰景曜，后三门曰拱极，内东侧门曰夤明，西侧门曰肃成，殿曰端诚，殿前东、西门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后园门曰宝华，著为定式。元丰元年二月，诏内壝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植一杙，缭以青绳，以为限域。既而详定奉祀礼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后世因之，稍增其制。国朝郊坛率循唐旧，虽仪注具载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壝，诚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严内外之限也。伏请除去青绳，为三壝之制。」从之。 徽宗政和三年，诏有司讨论坛壝之制。十月，礼制局言：「坛旧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级；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谓地上圜丘、泽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国，或无自然之丘，则于郊泽吉土以兆坛位。为坛之制，当用阳数，今定为坛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数，广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数，广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数，广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总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为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与壝地之数也。」诏行之。 建炎二年，高宗至扬州，庶事草创，筑坛于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大乐、仪仗、法物赴行在所。绍兴十三年，太常寺言：「国朝圆坛在国之东南，坛侧建青城斋宫，以备郊宿。今宜于临安府行宫东南修建。」于是，遂诏临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圆坛，第一成纵广七丈，第二成纵广一十二丈，第三成纵广一十七丈，第四成纵广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级，每成一十二缀。三壝，第一壝去坛二十五步，中壝去内壝、外壝去中壝各半之。燎坛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三出陛，在坛南二十步丙地。其青城及望祭殿与行事陪祠官宿斋幕次，并令绞缚，更不修盖。先是，张杓为京尹，议筑斋宫，可一劳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经略河南，今筑青城，是无中原也。」遂罢役。 神位。元丰元年十一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按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设重营，以为等限。日月在中营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于五星中宫宿之属，则其位皆中营，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则其位皆外营。然则为重营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设为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设于坛下之东南。若夫公卿分献、文武从祀，与夫乐架馔幔，则皆在中壝之内，而大次之设乃在外壝。然则为三壝者，所以序祀事也。」 景德三年，卤簿使王钦若言：「汉以五帝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龛；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极、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则北极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执法，子星之次少孙星，望令司天监参验。」乃诏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检定之。 礼仪使赵安仁言：「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盖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坛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坐齐列，俱在十二陛之间。'唐建中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一，准《天宝敕》并合升第一等。'贞元二年亲郊，以太常议，诏复从《开元礼》，仍为定制。《郊祀录》又云：'坛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开元礼义罗》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监史序状：'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曰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为天子之枢，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可备陈，故总名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窃惟《坛图》旧制，悉有明据，天神定位，难以跻升，望依《星经》，悉以旧礼为定。」 钦若复言：「旧史《天文志》并云：北极，北辰最尊者。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谓：'礼天者，冬至祭天皇于北极也。'后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晋《天文志》：'帝坐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则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见其可。又安仁议，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苟因前代阙文，便为得礼，实恐圣朝茂典，尤未适中。」诏天皇、北极特升第一龛，又设孙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 钦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晋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实与帝坐不类。」诏特升第二龛。 旧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题署，命钦若改造之。至是，钦若奉板便殿，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余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贮漆匣，覆以黄缣帊。帝降阶观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坛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合在第三等。 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言：「准礼，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于冬至，恐未协宜。」翰林学士晁迥等言：「按《开宝通礼》：圜丘，有司摄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众星总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总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镇、海渎七十一位。今司天监所设圜丘、雩祀、明堂、方丘并七十位，即是方丘有岳、渎从祀，圜丘无星辰，而反以人帝从祀。望如奭请，以《通礼》及神位为定，其有增益者如后敕。」从之。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设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极九位于第一龛；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内坐、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龛；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龛；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内壝之内；众星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第一龛席以稿秸，余以莞席，皆内向配位。
太祖乾德元年，始有事于南郊。自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诏有司讲求遗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岁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议配享，请以僖祖升配，张昭献议曰：「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遍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享。」从之。 九年正月，诏以四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自国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岁亲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亲郊，从礼仪使扈蒙之议，复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言：「亲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则符圣人大孝之道，成严父配天之仪。太祖皇帝光启丕图，恭临大宝，以圣授圣，传于无穷。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将来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请奉太宗配；上辛祈谷、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亲郊，奉太祖、太宗并配。」诏可。乾兴元年，真宗崩，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乃请：「祈谷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亲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景祐二年郊，诏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亲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谷、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旧。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言：「历代郊祀，配位无侧向，真宗示辅臣《封禅图》曰：'尝见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盖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当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后，有司不谕先帝以告成报功、酌宜从变之意，每郊仪范，既引祥符侧置之文，又载西向北上之礼，临时择一，未尝考定。」乃诏南郊祖宗之配，并以东方西向为定。皇祐五年郊，诏自今圜丘，三圣并侑。嘉祐六年，谏官杨畋论水灾繇郊庙未顺。礼院亦言：「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后遂罢之。皇祐初，诏三圣并侑，后复迭配，未几复并侑，以为定制。虽出孝思，然颇违经典，当时有司失于讲求。」下两制议，翰林学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义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渎，故郊无二主。今三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非无以宁神也，请如礼官议。」七年正月，诏南郊以太祖定配。 高宗建炎二年，车驾至扬州，筑坛于江都县之东南。是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将举郊祀，时复议以高宗参配。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洪焘等议，以为：「物无二本，事无二初，舜之郊喾，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礼者，所以别等差，视仪则，远而尊者配于郊，近而亲者配于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谓宜如绍兴故事，奉太宗配，将来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参侑，庶于报本之礼、奉先之孝，为两尽其至。」诏恭依。 仪注。乾德元年八月，礼仪使陶谷言：「飨庙、郊天，两日行礼，从祀官前七日皆合于尚书省受誓戒，自来一日之内受两处誓戒，有亏虔洁。今拟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礼，望依礼文于八日先受从享太庙誓戒，九日别受郊天誓戒，其日请放朝参。」从之。自后百官受誓戒于朝堂，宗室受于太庙。 祭之日均用丑时，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仪鸾司设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设乐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礼部尚书、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视鼎镬，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及荐腥，礼部尚书帅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熟俎。礼毕，各彻，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后，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御史按视之。奏中严外办以礼部侍郎，请解严以礼部郎中。赞者设亚、终献位于小次之南，宗室位于其后；设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分献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以羊左肩七个、犆豕以左肩五个。有司摄事、进胙皆如礼。太尉展视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号曰饮福，自宰臣而下至应执事及乐工、驭车马人等，并均给有差，以为定式。是岁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衮冕，执圭，合祭天地于圜丘，还御明德门楼，肆赦。 仁宗天圣二年，诏加真宗谥，上谓辅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习仪，其令礼官草具以闻。」先郊三日，奉谥册宝于太庙。次日，荐享玉清昭应、景灵宫，宿太庙。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坛改服衮冕行事。五年，郊后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惮劳也。」三献终，增礼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彻豆。三日，又斋长春殿，谢玉清昭应宫。礼毕，贺皇太后，比籍田，劳酒仪，略如元会。其恭谢云：「臣某虔遵旧典，郊祀礼成，中外协心，不胜欢抃。」宣答曰：「皇帝德备孝恭，礼成严配，万国称颂，欢豫增深。」帝再拜还内。枢密使以下称贺，阁门使宣答，枢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称贺。酒三行，还内殿，受命妇贺，司宾自殿侧幕次引内命妇于殿庭，北向立，尚仪奏：「请皇太后即御坐。」司宾赞：「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阶，称封号妾某氏等言：「郊祀再举，福祚咸均，凡在照临，不胜忻抃。」降，再拜。尚宫承旨，降自东阶，称「皇太后圣旨」，又再拜。司宾宣答曰「已成钜礼，欢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妇贺，如内命妇仪，退，皆赴别殿贺皇帝，惟不致词，不宣答。 神宗元丰六年十一月二日，帝将亲郊，奉仁宗、英宗徽号册宝于太庙。是日晚，斋于大庆殿。三日，荐享于景灵宫，斋于太庙。四日，朝享七室，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靴袍，乘辇至大次。有司请行礼。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坛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入，宫架乐作，至午阶下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奏《景安》之乐，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诣罍洗，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讫，乐作，至坛下，乐止。升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殿中监进镇圭，《嘉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俯伏，兴，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币，执圭，俯伏，兴，再拜。内侍举镇圭授殿中监，乐止。《广安》乐作，诣太祖神坐前，东向，奠圭币如上帝仪。登歌乐作，帝降坛，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以下奉馔俎，宫架《丰安》乐作，奉奠讫，乐止。再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大圭，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执爵祭酒，三奠讫，执圭，俯伏，兴，乐止。太祝读册，帝再拜讫，乐作。次诣太祖神坐前，如前仪。登歌乐作，帝降自午阶，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乐止。亚献盥帨讫，《正安》乐作，礼毕，乐止。终献行礼并如上仪，献毕，宫架乐作，帝升自午阶，乐止。登歌乐作，至饮福位，乐止。《禧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豆，再受爵，饮福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作。帝降，还位如前仪。礼部、户部尚书彻俎豆，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乐作，一成止。宫架乐作，帝诣望燎位，南向立，乐止。礼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礼仪使跪奏：「礼毕。」宫架乐作，帝出中壝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 帝乘舆还青城，百官称贺于端诚殿。有司转仗卫，奏中严外办。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至玉辂所，侍中跪请降舆升辂。帝升辂，门下侍郎奏请进行，又奏请少驻，侍臣乘马，将至宣德门，奏《采荠》一曲，入门，乐止。侍中请降辂赴幄次，有司奏解严。帝常服，乘舆御宣德门，肆赦，群臣称贺如常仪。 初，淳化三年，将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许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准礼，天地、社稷之祀不废。」诏下尚书省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奏：「以许王薨谢，去郊礼裁十日，又诏辍十一日以后五日朝参，且至尊成服，百僚皆当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后不得吊丧问疾。今若皇帝既辍朝而未成服，则全爽礼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违令式。况许王地居藩戚，望著亲贤，于昆仲为大宗，于朝廷为冢嗣，遽兹薨逝，朝野同哀，伏想圣情，岂胜追念。当愁惨之际，行对越之仪，臣等实虑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礼，岁有四焉，载于《礼经》，非有差降。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从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当郊，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对以不当废。珪又谓：「'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传》谓：'不敢以卑废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丧，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庙，而合祀天地于圜丘。请冬至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缘神事者皆不可废。」诏用景德故事，惟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仍罢诸军呈阅骑队。故事，斋宿必御楼警严，幸后苑观花，作水戏，至是悉罢之。有司言：「故事，当谒谢于祖宗神御殿，献享月吉礼，以礼官摄。」诏遣辅臣仍罢诣佛寺。是后国有故，皆遣辅臣。 高宗绍兴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来，三岁之祀，独于明堂，而郊天之礼未举，来岁乞行大礼。」诏建圜坛于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 孝宗隆兴二年，诏曰：「联恭览国史，太祖乾德诏书有云：'务从省约，无至劳烦。'仰见事天之诚，爱民之仁，所以垂万世之统者在是。今岁郊见，可令有司，除礼物、军赏，其余并从省约。。初降诏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适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献岁上辛，遂改来年元为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礼成，进胙于德寿宫，以牛腥体肩三、臂上臑二。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皇帝致词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宫，受天纯嘏，臣某与百僚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自后郊祀、明堂进胙饮福，并如上仪。 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礼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权工部尚书赵汝暨等奏：「今岁大礼，正在先帝大祥之后，臣等窃惟帝王受命，郊见天地，不可缓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为计。况今适在当郊之岁，既逾大祥之期，圜丘之祀，岂容不举？」于是降礼，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谒南郊，适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阴交蚀。」遂改来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礼，太常寺言：「皇帝既已从吉，请依仪用乐。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献景灵宫，三十日朝享太庙，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志第五十三礼三（吉礼三） ○北郊祈谷五方帝感生帝 北郊。宋初，方丘在宫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别为坛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来，迭奉四祖崇配二坛。太平兴国以后，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祐初，礼官言：「皇地祇坛四角再成，面广四丈九尺，东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广三尺五寸，卑陋不应典礼。请如唐制增广之。」五年，诸坛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庆历用犊、羊、豕各一。既而谏官司马光奏：「大行请谥于南郊，而皇地祇止于望告，失尊卑之序。」下礼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请差官诣北郊行事。其神州之坛，方三丈一尺，皇祐增高三尺，广四十八步，内壝四面以青绳代之。仍遣内臣降香，有司摄事如仪。 神宗元丰元年二月，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其牲币礼乐亦皆不同，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之以其类也。由汉以来，乃有夫妇共牢，合祭天地之说，殆非所谓求神以类之意。本朝亲祀上帝，即设皇地祇位，稽之典礼，有所未合。」遂诏详定更改以闻。于是陈襄、王存、李清臣、张璪、黄履、陆佃、何洵直、杨完等议，或以当郊之岁，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于圜丘之旁，别营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亲祭，改用十月；或欲亲郊圜丘之岁，夏至日遣上公摄事于方丘，议久未决。 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议者乃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壝斋宫，修仪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则夏至又以有司摄事，则不复有亲祭地祇之时，于父天母地之义若有隆杀。请遇亲祀南郊之岁，以夏至日备礼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义。」四年四月，乃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六年，礼部、太常寺上亲祀仪并如南郊；其摄事唯改舞名及不备官，其笾豆、乐架、玉币之数，尽如亲祠。是岁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罢合祭，不设皇地祇位。 哲宗初立，未遑亲祀，有司摄事如元丰仪。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将言：「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礼部尚书赵彦若请依元丰所定，郊祀之岁，亲祀方丘及摄事，已合礼之正，更不须聚议。礼部郎中崔公度请用陈荐议，仍合祭天地，从祀百神。复诏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台谏、礼官集议。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如故事，俟将来亲祠北郊，则合祭可罢。宋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尔。去所易而就所难，虚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后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议。中书舍人孔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祇之祭。彭汝砺、曾肇复上疏论合祭之非。文多不载。 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祇位，于祖宗之制未睹其可。」范百禄以「圜丘无祭地之礼，《记》曰：'有其废之，莫可举也。'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独不设地祇位，恐亦未安。况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今日宜为勉行权制，俟北郊议定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为是。而苏颂、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见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诏曰：「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惟三岁一亲郊，则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祀北郊之仪，未之及行。是岁，郊祀不设皇地祇位，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以严并况之仪。厥后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礼毕，集官详议典礼以闻。」十一月冬至，亲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诏罢饮福宴。 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绍圣元年，以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官议。」御史中丞黄履谓：「南郊合祭，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亲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莽意合祀，渎乱典礼。」帝以询辅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社者，土之神尔，岂有祭大祇亦可谓之壮乎？」乃以履奏送礼部、太常寺。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六、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 建中靖国元年，命礼部、太常寺详定北郊仪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 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初，元丰三年七月，诏改北郊圜坛为方丘。六年，命礼部、太常定北郊坛制。哲宗绍圣三年，权尚书侍郎黄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坛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圣园至皇地祇坛之东坛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远。其坛系国初所建，神灵顾享已久。元丰间，有司请地祇、神州并为方坛，坛之外为坎，诏止改圜坛为方。请下有司，比类南郊增饰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诏礼部再为详定，指画兴筑。至是，礼制局言：「方坛旧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广八丈，下广十有六丈。夫圜坛既则象于乾，则方坛当效法于坤。今议方坛定为再成，一成广三十六丈，再成广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积三十六尺，其广与崇皆得六六之数，以坤用六故也。为四陛，陛为级一百四十有四，所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为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与壝俱再，则两地之义也。」斋宫大内门曰广禋，东偏门曰东秩，西偏门曰西平，正东门曰含光，正西门曰咸亨，正北门曰至顺，南内大殿门曰厚德，东曰左景华，西曰右景华，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后又增四角楼为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