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34页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 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 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 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 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于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使决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御漫水，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帝以为然。五月丙寅，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 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徙，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 志第四十五河渠二 ○黄河中 熙宁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茂则乘驿相视。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自秋迄冬，数遣使经营。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余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广四百尺。方浚河则稍障其决水，至是，水入于河，而决口亦塞。 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闰七月辛卯，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奈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渭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功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帝乃许春首兴工，而赏怀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义与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员外郎、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以事至京师，安石问其故，子渊意附会，遽曰：「法诚善，第同官议不合耳。」安石大悦。至是，乃置浚河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差子渊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许不拘常制，举使臣等；人船、木铁、工匠，皆取之诸埽；官吏奉给视都水监丞司；行移与监司敌体。 当是时，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监丞王令图献议，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处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渊及朱仲立领其事。开直河#畎顺撸钟描耸杩６杉扒逅蚝樱餐吮秤憷吆釉蛉Ｍ醢彩耸⒀杂描酥Γ舨魂」ぃ涠珊由狭鳎墒剐械刂小？/font> 七年，都水监丞刘璯言：「自开直河，闭鱼肋，水势增涨，行流湍急，渐塌河岸，而许家港、清水镇河极浅漫，几于不流。虽二股深快，而蒲泊已东，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无固护，设遇漫水出岸，牵回河头，将复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闭清水镇河，筑缕河堤一道以遏涨水，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岁减修护之费，公私两济。」从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愿蠲租税。」从之。又命都水诘官吏不以水灾闻者。外都水监丞程昉以忧死。 十月，安石去位，吴充为相。十年五月，荥泽河堤急，诏判都水监俞光往治之。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八月，又决郑州荥泽。于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尝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稽滞，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若不预为经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无施设，止固护东流北岸而已。适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大名诸埽，皆可忧虞。谓如曹村一埽，自熙宁八年至今三年，虽每计春料当培低怯，而有司未尝如约，其埽兵又皆给他役，实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决溢，此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也。臣前论此，并乞审择水官。今河朔、京东州县，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上轸圣念，而水官不能自讼，犹汲汲希赏。臣前论所陈，出于至诚，本图补报，非敢激讦也。」 元丰元年四月丙寅，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议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以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诏枢密都承旨韩缜相视。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经久。」诏可。
十一月，都水监言：「自曹村决溢，诸埽无复储蓄，乞给钱二十万缗下诸路，以时市梢草封桩。」诏给十万缗，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渊言：「因护黄河岸毕工，乞中分为两埽。」诏以广武上、下埽为名。 三年七月，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余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训。」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言：「王莽河一径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临清徐曲御河决口、恩州赵村坝子决口两径水，亦注冀州城东。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难以西倾，全与李垂、孙民先所论违背，望早经制。」诏送李立之。 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决口相视河流，至乾宁军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无阻，宜修立东西堤。」诏覆计之。而言者又请：「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于小吴口北创修遥堤，候将来矾山水下，决王供埽，使直河注东北，于沧州界或南或北，从故道入海。」不从。 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州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于是用其说，分立东西两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势正著堤身为第一，河势顺流堤下为第二，河离堤一里内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远为第一，次远者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为第三。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诏立之：「凡为小吴决口所立堤防，可按河势向背应置埽处，毋虚设巡河官，毋横费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决大吴埽堤，以纾灵平下埽危急。八月，河决郑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阳武沟、刀马河，归纳梁山泺。诏曰：「原武决口已引夺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将贻朝廷巨忧。其辍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并力筑堤修闭。」都水复言：「两马头垫落，水面阔二十五步，天寒，乞候来春施工。」至腊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沧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静军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广武埽大河水涨，塌岸，坏下闸斗门，万一入汴，人力无以枝梧。密迩都城，可不深虑。」诏都水监官速往护之。丙辰，广武上、下埽危急，诏救护，寻获安定。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帅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监，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戊申，命拯护阳武埽。 十月，冀州王令图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宜近澶州相视水势，使还复故道。会明年春，宫车晏驾。 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神宗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虽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后，元祐元年，子渊已改司农少卿，御史吕陶劾其「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兖州，寻降知峡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十月，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本路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未得雨泽，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九月丁丑，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图领都水，同问行河。 十一月丙子，问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右司谏王觌言：「河北人户转徙者多，朝廷责郡县以安集，空仓廪以振济，又遣专使察视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为患三：泛滥渟滀，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择都水、转运而责成耳。今转运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缪，望别择人。」 时知枢密院事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两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预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计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视便利，欲顺而导之，以拯一路生灵于垫溺，甚大惠也。然昔者专使未还，不知何疑而先罢议；专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议复兴。既敕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复罢。数十日间，变议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为计。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二也。乾宁孤垒，危绝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三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河北转运司岁耗财用，陷租赋以百万计，六也。六七月之间，河流交涨，占没西路，阻绝辽使，进退不能，两朝以为忧，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缓而未治可也。且去岁之患，已甚前岁，今岁又甚焉，则奈何？望深诏执政大臣，早决河议而责成之。」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皆主其说。 中书舍人苏辙谓右仆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盍因其旧而修其未备乎？」公著唯唯。于是三省奏：「自河北决，恩、冀以下数州被患，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利害，致妨兴工。」乃诏河北转运使、副，限两月同水官讲议闻奏。 十一月，讲议官皆言：「令图、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十二月，张景先复以问说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为宜，仍于孙村浚治横河旧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军，春天渐为之可也。朝廷是其说。 三年六月戊戌，乃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右相范纯仁言：「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今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乞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进入。'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尚书王存等亦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又预求免责，若遂听之，将有噬脐之悔。乞望选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覆行按视，审度可否，兴工未晚。」 庚子，三省、枢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以虚费劳民为忧。存谓：「今公私财力困匮，惟朝廷未甚知者，赖先帝时封桩钱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数千万物料、兵夫，图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议。」 明日，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臣闻孔子论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尝保明，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他日败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亲闻德音，更令熟议。然累日犹有未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臣等本谓建议之人，思虑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结罪，彼所见不过如此，后或误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为患非一。淤沿边塘泊，断御河漕运，失中国之险，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孙村故道，岂非上下通愿？但恐不能成功，为患甚于今日。故欲选近臣按视：若孝先之说决可成，则积聚物料，接续兴役；如不可为，则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赐详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诏书。 户部侍郎苏辙、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辙大略言： 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 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肇之言曰：「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 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 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患，其役可缓；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臣愿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恻隐之恩。」 二月己亥，诏开修减水河。辛丑，乃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阔远，宜权罢修河。」 戊申，苏辙言：「臣去年使契丹，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契丹，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志第四十六河渠三 ○黄河下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此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即建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分杀水势。」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向之，诏同北京留守相视。 时范纯仁复为右相，与苏辙力以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共议，可则行之，有异议速以闻。」绍圣元年正月也。是时，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提刑上官均颇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垅、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明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乙亥，吕大防罢相。 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言：「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余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会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王宗望亟往救护。壬寅，帝谓辅臣曰：「广武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视之。」辅臣出图、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水趋南岸。今雨止，河必减落，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 八月丙子，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余步处，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属官司，躬往相度保明。」从之。 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昭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阚村下至海口，补筑新旧堤防，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虽盛夏涨潦，不至壅决。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 己酉，安持又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工。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之时，犹有三分水势，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又据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今访闻东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不惟旧堤损缺怯薄，而阚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诸处埽岸，虑有壅滞冲决之患，不可不豫为经画。」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同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增修疏浚，不致壅滞冲决。 丙辰，张商英又言：「今年已闭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止宜修缉堤埽，防将来冲决而已。近闻王宗望、李仲却欲开澶州故道以分水，吴安持乞候涨水前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九年费财动众？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来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如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乞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反覆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诏：「沿黄河州军，河防决溢，并即申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言：「相度大小河门，乘此水势衰弱，并先修闭，各立蛾眉埽镇压。乞次于河北、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其他夫数，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巳，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开小河一道，以待涨水，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著之患。」并从之。 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木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会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 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迄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 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 崇宁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远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无有不下，引之就高，决不可得。况西山积水，势必欲下，各因其势而顺导之，则无壅遏之患。」诏开修直河，以杀水势。 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较修弃堤直堤，可减工四十四万、料七十一万有奇。」从之。闰二月，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增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
五年二月，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仍筑城垒，置官兵守护之。八月，葺阳武副堤。 大观元年二月，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以分减水势。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役十万七千余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毕。」从之。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言：「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凡为里八十有七，用缗钱八九万。」异时成功，可免河防之忧，而省久远之费。」诏从之。 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议，大略谓：「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尝令送免夫之直，用以买土，增贴埽岸，比之调夫，反有赢余。乞诏有司，应堤埽合调春夫，并依此例，立为永法。」诏曰：「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相度条画以闻。」丙申，邢州言河决，陷钜鹿县。诏迁县于高地。又以赵州隆平下湿，亦迁之。 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丰间小吴口决，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诸水，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深得保固形胜之策，而岁月浸久，侵犯塘堤，冲坏道路，啮损城砦。臣奉诏修治堤防，御捍涨溢。然筑八尺之堤，当九河之尾，恐不能敌。若不遇有损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坏，使与塘水相通，于边防非计也。乞降旨修葺。」从之。庚寅，冀州河溢，坏信都、南宫两县。 三年八月，诏沈纯诚开撩兔源河。兔源在广武埽对岸，分减埽下涨水也。 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龄言：「今岁夏秋涨水，河流上下并行中道，滑州浮桥不劳解拆，大省岁费。」诏许称贺，官吏推恩有差。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可置永远浮桥，谓：「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直大伾山西，而止，数里方回南，东转而过，复折北而东，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亦止不过十里耳。视地形水势，东西相直径易，曾不十余里间，且地势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为马头，又有中氵单，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可宽河朔诸路之役。」朝廷喜而从之。 五年，置提举修系永桥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其略曰：「凿山酾渠，循九河既道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役不逾时，虑无愆素。人绝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灵祗怀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锸繁兴，薪刍转徙，民亦劳止，朕甚悯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广蠲除之惠。应开河官吏，令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七月庚辰，御制桥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开也，水流虽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军，其后遂注成巨泺云。是月，昌龄迁工部侍郎。 八月己亥，都水监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东，虑水溢为患。乞移军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间，以就高仰。」从之。十月丁巳，中书省言冀州枣强埽决，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谙河事，诏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连经涨淤，滩面已高，致河流倾侧东岸。今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其费不赀，兼冬深难施人力，纵使极力修闭，东堤上下二百余里，必须尽行增筑，与水争力，未能全免决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碱卤及积水之地，又不犯州军，止经数县地分，迤逦缠御河归纳黄河。欲自决口上恩州之地水堤为始，增补旧堤，接续御河东岸，签合大河。」从之。乙亥，臣僚言：「禹迹湮没于数千载之远，陛下神智独运，一旦兴复，导河三山。长堤盘固，横截巨浸，依山为梁，天造地设。威示南北，度越前古，岁无解系之费，人无病涉之患。大功既成，愿申饬有司，以日继月，视水向著，随为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诏付昌龄。 六年四月辛卯，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言冀州枣强县黄河清，诏许称贺。七月戊午，太师蔡京请名三山桥铭阁曰缵禹继文之阁，门曰铭功之门。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称贺。」 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宁化镇大河之侧，地势低下，正当湾流冲激之处。岁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镇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时雨霈然，一失堤防，则不惟东流莫测所向，一隅生灵所系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间诸州往来边路。乞付有司，贴筑固护。」从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氵单，系浮梁。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从之。九月丁未，诏扬专一措置，而令河阳守臣王序营办钱粮，督其工料。 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藉林木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五月甲辰，诏：「孟州河阳县第一埽，自春以来，河势湍猛，侵啮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阳守臣措置固护。」是秋雨，广武埽危急，诏内侍王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岁涨水之后，岸下一例生滩，河行中道，实由圣德昭格，神祗顺助。望宣付史馆。」诏送秘书省。十二月，开修兔源河并直河毕工，降诏奖谕。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龄计议河事，至滑州韩村埽检视，河流冲至寸金潭，其势就下，未易御遏。近降诏旨，令就画定港湾，对开直河。方议开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叹。乞付史馆，仍帅百官表贺。」从之。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决清河埽。是岁，水坏天成、圣功桥，官吏行罚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今累经涨水无虞。」诏因桥坏失职降秩者，俱复之，扬自正议大夫转正奉大夫。 七年，钦宗即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内侍王仍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纪极。大河浮桥，岁一造舟，京西之民，犹惮其役。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仅为数岁行路之观。漂没生灵，无虑万计，近辅郡县，萧然破残。所辟官吏，计金叙绩，富商大贾，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赏。每兴一役，干没无数，省部御史，莫能钩考。陛下方将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翰复请钩考簿书，发其奸赃。乃诏昌龄与中大夫，扬、揆与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转运司言：「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沟河夫一万八千。缘连年不稔，群盗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数减放。」诏减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赀，役者多溺死。吏又并缘侵渔，而京师常有决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导索水自旃然，与须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开封府言：「汴水溢坏开封大宁堤，浸民田，害稼。」诏发怀、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发军士千人复汴口。六月，宋州言：「宁陵县河溢，堤决。」诏发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护役。四年八月，又决于宋城县，以本州诸县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遂捧辇出泥淖中。诏兴督步卒数千塞之。日未旰，水势遂定。帝始就次，太官进膳。亲王近臣皆泥泞沾衣。知县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决于宋城县，发近县丁夫二千人塞之。 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岁运江、淮米五七百万斛，以济京师，问侍臣汴水疏凿之由，令参知政事张洎讲求其事以闻。其言曰： 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阳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洚水即浊漳，大陆则邢州钜鹿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下至沧州，今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齐桓公塞以广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东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 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盖循河沟故读也。渠成流注浚仪，故以浚仪县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外东合济水，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从「汴」字。渠水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二城相去百余步，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而济流自兹乃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渠。东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而漕运焉。隋炀帝大业三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而后行幸焉。自后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东南。至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 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开元中，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实利涉于此。开元末，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浚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八十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废停，却由旧河。 德宗朝，岁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沟，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则功用甚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趋东关，经庐、寿，浮颍步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溯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议将行，而徐州顺命，淮路乃通。至国家膺图受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汉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犯关，驱市人而战；德宗蒙尘，扈驾四百余骑，兵甲皆在郡国。额军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自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畎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决，浸民田，坏庐舍。遣使护塞，逾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涨，诏觇候水势，并工修补，增起堤岸。工毕，复遣使致祭。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涨溢，自京至郑州，浸道路。诏选使乘传减汴口水势。既而水减，阻滞漕运，复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即诏遣使计度修浚。使还，上言：「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请止自泗州夹冈，用功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计减功七百三十一万，仍请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长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又于中牟、荥泽县各置开减水河。」并从之。 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言：「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浸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诏转运使规度以闻。」 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涨，堤危，众情恟忄匈忧京城，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泄之于护龙河。六年，勾当汴口康德舆言：「行视阳武桥万胜镇，宜存斗门。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分减溢流。」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孙村之石限，悉从其请。七年，德舆言，修河芟地为并滩农户所侵。诏限一月使自实，检括以还县官。皇祐三年，命使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满五日，赐钱以劳之，曰「特支」；而或数涨数防，又不及五日而罢，则军士屡疲，而赐予不及。是岁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给钱，薄其数，才比特支十分之一，军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 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 神宗熙宁四年，创开訾家口，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才三月已浅淀，乃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有应舜臣者，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则泄以斗门，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议。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今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愿陛下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方平之言，为王安石发也。 六年夏，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数放，或至绝流，公私重舟不可荡，有阁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十一月，范子奇建议：冬不闭汴口，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废运般。安石以为然。诏汴口官吏相视，卒用其说。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赴阙。 七年春，河水壅溢，积潦败堤。八月，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珫。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七分。昌言请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 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诏检计工粮以闻。七月，叔献又言：「岁开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调夫役。今惟用訾家口，减人夫、物料各以万计，乞减河清一指挥。」从之。未几，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于是复请权闭汴口。 九年十月，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仍记其地分。十年，范子渊请用濬川杷，以六月兴工，自谓功利灼然，请「候今冬疏浚毕，将杷具、舟船等分给逐地分。使臣于闭口之后，检量河道淤淀去处，至春水接续疏导」。大抵皆无甚利。已而清汴之役兴。 志第四十七河渠四 ○汴河下洛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白沟河京畿沟渠白河三白渠邓许诸渠附 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复言：「汴口岁开闭，修堤防，通漕才二百余日。往时数有建议引洛水入汴，患黄河啮广武山，须凿山岭十数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为。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落而稍北，距广武山麓七里，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范子渊知都水监丞，画十利以献。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流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犹虑不足，则旁堤为塘，渗取河水，每百里置木闸一，以限水势。两旁沟、湖、陂、泺，皆可引以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起巩县神尾山，至土家堤，筑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阴县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视。 二年正月，使还，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上复遣入内供奉宋用臣，还奏可为，请「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从之。 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遣礼官告祭。河道侵民冢墓，给钱徙之，无主者，官为瘗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戊辰，遣礼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诏差七千人，赴汴口开修河道。 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阔，多浅涩，乞狭河六十里，为二十一万六千步。」以四月兴役。五月癸亥，罢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宜废撤。」从之。十月，狭河毕工。 六年八月，范子渊又请「于武济山麓至河岸并嫩滩上修堤及压埽堤，又新河南岸筑新堤，计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开展直河，长六十三里，广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万七千有奇，一月成。」从之。十月，都提举司言：「汴水增涨，京西四斗门不能分减，致开决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门可以泄水下入黄河。若孙贾斗门虽可泄入广济，然下尾窄狭，不能尽吞。宜于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门，开淘旧河，创开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马河，役夫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毕工。」诏从其请，仍作二年开修。七年四月，武济河溃。八月，诏罢营闭，纵其分流，止护广武三埽。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恻怛，亲发德音，令执政共议营救。寻诏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开自盟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工。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以此工役重大，民间每夫日顾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至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闻水磨岁入不过四十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以此课利，惑误朝听，依旧存留。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废罢官磨，任民磨茶。」 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匮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匮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匮，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匮，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匮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匮，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言： 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以助洛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又言： 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即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势，具图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