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 第9页

【卷十一 经部十一】

○书类一《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於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於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於《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轇轕，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尚书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於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 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至若璩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不云作《传》。 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始增入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於王《注》无施也。”则开皇中虽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传》中，故德明云尔。今本二十八字当为颖达增入耳。 梅赜之时，去古未远，其《传》实据王肃之《注》而附益以旧训，故《释文》称王肃亦注今文，所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此虽以末为本，未免倒置，亦足见其根据古义，非尽无稽矣。颖达之《疏》，晁公武《读书志》谓因梁费甝《疏》广之。然颖达原《序》称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其书实因二刘，非因费氏。 公武或以《经典释文》所列义疏仅甝一家，故云然欤？《朱子语录》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其言良允。 然名物训故究赖之以有考，亦何可轻也！ △《洪范口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义》，已著录。是书《文献通考》作《洪范解》，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今其文散见《永乐大典》中，尚可排纂成书。 《周易口义》出倪天隐之手，旧有明文。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亦瑗门人编录，故无诠次首尾。盖二书同名《口义》，故以例推。其为瑗所自著与否，固无显证。 至其说之存於经文各句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与公武所说不符。岂原书本无次第，修《永乐大典》者为散附经文之下，转排比顺序欤？抑或公武所见又别一本也？《洪范》以五事配庶徵，本经文所有。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遽以阴阳灾异附合其文，刘知几排之详矣。宋儒又流为象数之学，惟图书同异之是辨，《经》义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谓五行次第为箕子所陈，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寡；谓五福六极之应通於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其要皆归於建中出治、定皇极为九畴之本辞。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非谶纬术数者流所可同日语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为二卷。 （案：朱彝尊《经义考》，凡训释一篇者，悉汇载各经之末，不与训释全经者叙时代先后。然《隋志》载《系辞注》、《洪范五行传》、《月令章句》、《中庸讲疏》固杂置各经中也。今从古例，不复别编。后均仿此。） △《东坡书传》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苏轼撰。轼有《东坡易传》，已著录。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 《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误也。晁公武《读书志》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同异。 但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於事势，又长於议论，於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康成，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於以羲和旷职为贰於羿而忠於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於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尚书全解》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迹具《宋史儒林传》。之奇辞禄家居，博考诸儒之说，以成是书。《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仅标题四十卷。考其孙畊《后序》，称：“脱稿之初，为门人吕祖谦持去，诸生传录，仅十得二三。书肆急於鋟梓，遂讹以传讹。至淳祐辛丑，畊从陈元凤得宇文氏所传《书说拾遗》手稿一册，乃《康诰》至《君陈》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诰》以下皆伪续。又得叶真所藏《林、李二先生书解》，参校证验，釐为四十卷。”然则《宋志》所载乃麻沙伪本之卷数，朱子所谓“《洛诰》以后非林氏解”者。此本则畊所重编，朱子所未见，夏僎作《尚书解》时亦未见，故所引之奇之说亦至《洛诰》止也。然僎既称之奇初稿为吕祖谦持去，则祖谦必见完书，何以《东莱书说》始於《洛诰》以下云“续之奇之书”，毋乃畊又有所增修，托之乃祖欤？自宋迨明，流传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经解》，竭力购之，弗能补也。 惟《永乐大典》修自明初，其时犹见旧刻，故所载之奇《书解》，此篇独存。今录而补之，乃得复还旧观。之奇是书，颇多异说。如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皆未尝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异同，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虽真赝错杂，不可废也。屡经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挚有足以自传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书》始末甚详，然舛误特甚。《汉书艺文志》已明云《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不立於学官，而用伪孔《传序》藏於家之说，并谓刘歆未见。《儒林传》明言伏生壁藏其书，汉兴，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而用卫宏《古文尚书序》使女传言之说，并谓齐语难晓，尤其致谬之大纲。阎若璩诸人已有明辨，兹不具论焉。 △《郑敷文书说》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郑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读，进国子司业、宗正少卿，以直龙图阁出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其诗文有《景望集》，今已不传。此乃所作《尚书讲义》，皆摘其大端而论之。凡二十九条，每条各标题其目。《浙江通志》称：“伯熊邃于经术，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刘埙《隐居通义》亦谓：“伯熊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是书虽为科举而作，而尚不汩于俗学。惟误信《书序》，谓真孔子所作。故于《太甲序》则以为体常尽变，存正明权，得《春秋》之法；于《泰誓序》则以为经称十三年者误，当依《序》作十一年；于《洪范序》则以为所称胜殷杀纣，亦诛独夫纣之义：皆未免牵合旧文，失于考证。然其大端醇正。如释“作服汝明”则发明服以象德之义，释“俶扰天纪”则推言天人相应之机，《大禹谟》言“谦受益，满招损”，《仲虺之诰》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皆能反覆推详，以明其说。于经世立教之义亦颇多阐发，有足采焉。 △《禹贡指南》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毛晃撰。晃，《宋史》无传，其始末未详。世传其《增注礼部韵略》，於绍兴三十二年表进，自署曰“衢州免解进士”，盖高宗末年人也。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焦竑《经籍志》载《禹贡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又云：“《文渊阁书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则旧本之佚久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与诸家注解散附经文各句下。谨缀录成篇，釐为四卷。以世无传本，其体例之旧不可见，谨以经文次第标列，其无注者则经文从略焉。其书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虽生於南渡之后，僻处一隅，无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统核其真，而援据考证，独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后来蔡氏《集传》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当考证矣。 △《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又《禹贡论图》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谓《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王应麟《玉海》则谓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贡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诏付秘阁，不及其图。盖偶遗也。今诸论皆存，其图据归有光《跋》称吴纯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旧刻，则嘉靖中尚有传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经解》惟刻其《前、后论》，而所谓《禹贡山川地理图》者则仅刻其《叙说》。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之，只缺其《九州山水实证》及《禹河》、《汉河》二图耳。其馀二十八图，岿然并在，诚世所未覯之本。今依通志堂《图叙》原目，并为二卷，而大昌之书复完。大昌喜谈地理之学，所著《雍录》及《北边备对》，皆刻意冥搜，考寻旧迹，是书论辨尤详。周密《癸辛杂识》载“大昌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阜陵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既而补外”云云，与《自序》及陈应行《后序》所言，殊相乖刺。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大昌讲《尚书》於经筵，不举唐、虞、三代之法以资启沃，而徒炫博奥，此诚不解事理。然以诂经而论，则考证不为无功。盖其失在不当于经筵讲《禹贡》，而不在辨定《禹贡》之山水也。其《前论》於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皆纠旧传之误，《后论》则专论河水、汴水之患。陈振孙讥其身不亲历，乌保其皆无牴牾，亦如孝宗之论。归有光亦证其以鸟鼠同穴指为二山之非。要其援据釐订，实为博洽，至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 △《尚书讲义》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孝宗为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讲。即位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宋史艺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渊阁书目》、《一斋书目》并载其名，而藏弆家已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云“未见”。惟《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全录其文。谨依经文考次排订，釐为二十卷。案宋《馆阁书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进《尚书讲义》二十卷，诏藏秘府。”盖本当时经进之本，故其说皆顺文演绎，颇近经幄讲章之体。其说大抵以注疏为主，参考诸儒而以己意融贯之。当张浚用兵中原时，浩方为右仆射，独持异论。论者责其沮恢复之谋。今观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极美宣王之勤政复雠，而伤平王之无志恢复，则其意原不以用兵为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时，故不欲侥倖尝试耶？《朱子语类》尝称“史丞相说《书》亦有好处，如‘命公后’，众说皆云命伯禽为周公之后，史云成王既归，周公在后，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见得周公且在后之意”云云，其后命蔡沈订正《书传》，实从浩说。则朱子固於此书有所取。 孙应时《烛湖集》有《上史越王书》云：“《书传》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抉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无虑数十百条。” 又云：“欲以疑义请教者一一疏诸下方。”则浩此书实与应时商榷之，亦非率尔苟作矣。 △《尚书详解》二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僎撰。僎字元肃，号柯山，龙游人。时澜作是书《序》，称其少业是经，妙年撷其英，以掇巍第，则尝举进士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书集二孔、王、苏、陈、林、程、张及诸儒之说。以时澜《序》及书中所引参考之，二孔者，安国、颖达之《传》、疏。苏者，苏轼《书传》。陈者，陈鹏飞《书解》。 林者，林之奇《尚书全解》。程者，程子《书说》。张者，张九成《尚书详说》。 惟王氏澜《序》不之及，盖王雱《新经尚书义》，讳言之也。然僎虽博采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实什之六七，盖其渊源在是矣。明洪武间，初定科举条式，诏习《尚书》者并用夏氏、蔡氏两《传》。后永乐中《书经大全》出，始独用蔡《传》，夏氏之书浸微。亦犹《易》并用程朱，后程废而独用朱，《春秋》并用张、胡，后张废而独用胡也。今观其书，视蔡《传》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条畅，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灿然明白，究不失为说《书》之善本。淳熙间，麻沙刘氏书坊有刻版，世久无传。今惟存钞帙，脱误孔多。浙江采进之本，《虞书尧典》至《大禹谟》全阙，《周书》阙《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阙《秦誓》之末简，谨以《永乐大典》参校。惟《泰誓》《永乐大典》亦阙，无从校补外，其馀所载，尚并有全文。各据以补辑，复成完帙。书中文句则以《永乐大典》及浙本互校，择所长而从之。原本分十六卷，《经》文下多附录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为鄙浅。今悉删除，重加釐订，勒为二十六卷。 △《禹贡说断》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义乌人。尝从唐仲友游，仲友称其职方、舆地尽在腹中。是编其所著《禹贡图说》也。案朱彝尊《经义考》有寅所著《禹贡集解》，二卷，通志堂尝刊入《九经解》中。而《永乐大典》载其书，则题曰《禹贡说断》，无《集解》之名。又《经解》所刊本称原阙四十馀简。今检《永乐大典》，不独所阙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馀言，《九州辨》千数百言，较之原注缺文多至数倍。又《山川总会》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经解》俱误编入程大昌《禹贡论》中，与其书绝不相比附。而《永乐大典》独系之《说断》篇内。盖当时所见，实宋时原本，足以援据。而《经解》刊行之本，则已传写错漏，致并书名而窜易之，非其旧矣。书中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袭前人。其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古沟洫之法，尤为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见者。今取《经解》刊本与《永乐大典》互相勘校，补阙正讹，析为四卷，仍题《说断》旧名，而於补阙之起讫，各加注语以别之，庶几承学之士得以复见完书焉。 △《书说》三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编《文献通考》作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作六卷，悉与此本不合。盖彼乃祖谦原书，未经编次，传钞者随意分卷，故二家互异。此本则其门人时澜所增修也。原书始《洛诰》，终《秦誓》。 其《召诰》以前，《尧典》以后，则门人杂记之语录，颇多俚俗。澜始删润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编定原书为十三卷，合成是编。王应麟《玉海》云：“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盖之奇受学於吕居仁，祖谦又受学於之奇，本以终始其师说为一家之学，而澜之所续则又终始祖谦一人之说也。澜，婺州清江人。厉鹗《宋诗纪事》收其诗一篇，而不能举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园集》有祭澜文，称“从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学教授”，而澜《自序》则称以西邸文学入三山监丞，盖作是书时为监丞，其后则以教授终也。 吴师道曰：“清江时铸字寿卿，吕成公同年进士，与弟鋹率群从子弟十馀人悉从公游。若沄、若澜、若泾，尤时氏之秀。成公辑《书说》，澜以平昔所闻纂成之，今所行《书传》是也。”然则是书一名为《书传》矣。又朱彝尊《经义考》是书三十五卷之外，又别出时澜增修《书说》三十卷，并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见，不知所据何本也。 △《尚书说》七卷（内府藏本） 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新昌人。绍兴间登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以正直称。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谥宣献。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阃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友朋道之。其勤挚如此。所注有《书说》、《诗说》、《周礼说》。《诗》与《周礼》说今佚，惟《书说》仅存。此本乃明吕光洵与唐顺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详。当度之时，吴棫《书裨传》始出，未为世所深信，尚不知孔安国《传》出於梅赜托名。故度作是编，其训诂一以孔《传》为主。然梅赜当东晋之初，去古未远，先儒旧义，往往而存。注《尚书》者要於诸家为最古，度依据其文，究胜后来之臆解。至於推论三代兴衰治乱之由，与夫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安止、惟几、绥猷、协一、建中、建极诸义，亦皆深切著明。以义理谈经者固有取焉。 △《五诰解》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杨简撰，简有《慈湖易传》，已著录。昔韩愈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宋儒如吕祖谦《书说》，亦先释周诰而后及虞、夏、商书。盖先通其难通者，则其馀易于究寻。简作是书，惟解《康诰》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简受学於陆九渊，好举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学。又当《字说》盛行之后，喜穿凿字义，为新奇之论。措辞亦迂曲委重，未能畅所欲言。然如《康诰》言“惠不惠，懋不懋”，则归重於君身。“服念旬时”，则疑孔《传》三月为过久。《酒诰》“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诰》“顾畏于民碞”，谓民愚而神可畏如碞险。《洛诰》“公无困哉”，谓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驳正旧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郑康成、顾彪之说，封康叔时未营洛邑用苏氏《书传》之说，“复子明辟”之训诂、“圻父薄违”之句读用王氏《书义》之说，又能兼综群言，不专主一家之学矣。此书世久失传。《文渊阁书目》作一册，焦竑《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案条薈萃，惟阙《梓材》一篇，馀皆章句完善。谨依《经》文前后，釐为四卷。 △《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斋其自号也，鄞县人。淳熙辛丑进士，官至显谟阁学士。谥正献。事迹具《宋史》本传。燮之学出陆九渊。是编大旨在於发明本心，反覆引申，颇能畅其师说。而於帝王治迹，尤参酌古今，一一标举其要领。王应麟发明洛闽之学，多与金谿殊轨。然於燮所解“儆诫无虞”诸条，特采入《困学纪闻》中。盖其理至足，则异趣者亦不能易也。其书《宋史艺文志》作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为燮子乔录其家庭所闻，至《君奭》而止。则当时本未竟之书，且非手著。绍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书院。盖重其家学，不以未成完帙而废之。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尚存其名，而诸家说《尚书》者罕闻引证。知传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经义考》注云“未见”。今圣代博采遗编，珍笈秘文，罔不毕出，而竟未睹是书之名，则其佚久矣。谨从《永乐大典》所载，采辑编次，俾复还旧观。以篇帙稍繁，釐为一十二卷。蠹残賸简，复显於湮没之馀，亦可云燮之至幸矣。乔字崇谦，尝为溧阳令。与燮相继而卒，未显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传，而不立乔传。据真德秀所作燮《行状》，称燮有子四人，乔其伯子，甫则其叔子云。 △《书集传》六卷（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案此据《自序》年月，真德秀作沈《墓志》称数十年然后克成，盖误衍一数字）。淳祐中，其子杭表进於朝，称《集传》六卷、《小序》一卷、朱熹《问答》一卷，缮写成十二册。其《问答》一卷久佚。董鼎《书传纂注》，称淳祐经进本，录朱子《与蔡仲默帖》及语录数段，今各类入《纲领辑录》内。是其文犹散见於鼎书中，其条目则不复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条辨驳，如朱子之攻《诗序》。今其文犹存，而书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书旁注》，称古文《书序》自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删之而置於后，以存其旧。盖朱子所授之旨（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朱子《书古经》四卷、《序》一卷，则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书。 升以为所授之旨，盖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则似自宋以来即惟以《集传》单行矣。元和异孙《十一经问对》称吉州所刊《蔡传》，仍以《书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为蔡《传》。 盖一家之版本，非通例也。沈《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他大义，悉口授蔡氏，并亲稿百馀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 《序》所云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鼎又引陈栎之言曰（案栎此条不载所作《书传纂疏》中，盖其《书传折中》之文也）：“朱子订传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说者以为舜祖颛顼而宗尧，因以神宗为尧庙，未知是否。 如帝之初等，盖未尝质言为尧庙。”今本云云，其朱子后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则《序》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黄景昌等各有正误、辨疑之作。陈栎、董鼎、金履祥皆笃信朱子之学者，而栎作《书传折衷》，鼎作《书传纂注》，履祥作《尚书表注》，断断有辞。明洪武中修《书传会选》，改定至六十六条。国朝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亦多所考订釐正。盖在朱子之说《尚书》，主於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见於《语录》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盘、周诰，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无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元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见《元史选举志》），而人置注疏肄此书；明与夏僎解并立学官（见杨慎《丹铅录》），而人亦置僎解肄此书：固有由矣。 △《尚书精义》五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黄伦撰。《宋史艺文志》载有是书十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著於录，称为三山黄伦彝卿所编，知为闽人。此本前有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称为“释褐黄君”，则又曾举进士。然《闽书》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载其名，其仕履则莫能详矣。其刊书之余氏，亦不知何时人。案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世所传九经本，以兴国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为最善。又林之奇《尚书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独得其真，见之奇孙畊所作《跋》语中。此篇所称余氏，当即其人。是在宋时坊刻中犹为善本也。其书薈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其所徵引，自汉迄宋，亦极赅博。惟编次不以时代，每条皆首列张九成之说，似即本九成所著《尚书详说》而推广之，故陈振孙颇疑其出於伪托。 然九成《详说》之目仅见《宋志》，久经湮晦，即使果相沿袭，亦未尝不可藉是书以传九成书也。其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愈、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太、苏氏子才等当时著述，并已散佚，遗章剩句，犹得存什一於是编。 体裁虽稍涉泛滥，其裒辑之勤，要亦未可尽没矣。其书传本久绝，朱彝尊《经义考》亦曰“已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采撮编缀，梗概尚存。惟《永乐大典》之例，凡诸解已见前条者，他书再相援引，则仅注“某氏曰见前”字。其为全录、摘录，无由考校。今亦不复补录，姑就所现存者釐订成帙，分为五十卷。 存宋人《书》说之梗概，备援证焉。 △《尚书详解》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陈经撰。经字显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庆元中登进士第，官至奉议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诗讲义》、《存斋语录》诸书，已佚不传。是编《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今钞帙仅存，检勘卷目，犹为完本。宁宗之世，正蔡氏《传》初出之时，而此书多取古注疏或间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每援后世之事以证古经，盖赵岐注《孟子》已有此例，无庸以驳杂为嫌。惟如解说筑傅岩引伊川访董五经事之类，稍为泛滥，当分别观之。至於论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无所忧愁”，则欲明先王爱物之心，转失圣人惩恶之义，颇有未协。又《自序》称“今日语诸友以读此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吾心与是书相契而无间，然后知典、谟、训、诰、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殆传金谿之学派者，亦不可立训。然其句栉字比，疏证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实可与林之奇、夏僎诸家相为羽翼。固无庸拘蔡氏之学，执一格以相绳焉。 △《融堂书解》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钱时撰。时字子是，淳安人。受学於杨简。嘉熙中，以丞相乔行简荐，授秘阁校勘，迁史馆检阅。案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札，列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牍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殊。然《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当必无讹。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盖未睹中秘书也。旧本久佚，今采掇裒辑，重为编次。惟《伊训》、《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说命》、《吕刑》亦间有阙文，馀尚皆篇帙完善，不失旧观。时之意，主表章《书序》，每篇之首，皆条具大旨。其《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复采《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马融、郑康成说，引伸其义。虽因仍旧说，不知《书序》非《诗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证，然用意则可谓精勤。所解如“羲和旷厥职”则本诸苏轼，康叔封卫在成王时则仍用孔安国《传》，《康王之诰》则兼采张九成《书说》，不专主一家之学。至以《泰誓》为告西岐师旅，《牧誓》为告远方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谓《武成》本无脱简，前为武王告师之辞，后为史臣纪事之体。 《康诰》首节，以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封康叔以抚顽民，不当移置於《洛诰》，尤为不惑於曲说。亦宋人经解中之特出者也。其书省札、进状皆不著卷数，《经义考》作八卷，未知何据。今以篇帙颇繁，谨约略离析，勒为二十卷。 △《洪范统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孙。仕至资政殿大学士，封文水郡公，赠少师，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其子汝楳《周易辑闻序》，善湘於《易》学用力至深，而所著书五种皆不传。此书藏弆之家亦罕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从《永乐大典》缮录，复为完编。书成於开禧时，《宋史》谓之《洪范统论》，《文渊阁书目》又作《统纪》。今据善湘谓“汉儒解传只以五事庶徵为五行之验，而五行八政谓畴散而不知所统，徵引事应，语多傅会。因采欧阳修《唐志》、苏洵《洪范图论》遗意，定皇极为九畴之统。每畴之中，如五行则水、火、木、金皆统於土，五事则貌、言、视、听皆统於思，得其统而九畴可一以贯之矣”云云，则《永乐大典》题曰《洪范统一》为名实相应矣。考朱子与陆九渊论皇极之义，往复辨难，各持一说，此书以大中释皇极，本诸注疏，与陆氏合。复谓九畴皆运於君心，发为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极之旨。盖能通怀彼我、兼取两家之说者。生当分朋讲学之时，而超然不预於门户，是难能也。 △《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谪居靖州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其《周易要义》已著录。此其所摘《尚书》注疏也。孔安国《传》本出依托，循文衍义，无大发明，亦无大瑕颣。故宋儒说《诗》排《小序》，说《春秋》排三《传》，而说《书》则不甚排孔氏。孔颖达《正义》虽诠释《传》文，不肯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谓《尚书》名物、典制当看疏文。然《尚书》文既聱牙，注疏复又浩汗，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汰其冗文，使后人不病於芜杂，而一切考证之实学已精华毕撷，是亦读注疏者之津梁矣。是书传写颇稀。此本有“旷翁手识”一印、“山阴祁氏藏书”一印、“澹生堂经籍记”一印，犹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并佚，无别本可以校补，今亦姑仍其阙焉。 △《尚书集传或问》二卷（内府藏本） 宋陈大猷撰。《自序》称既集《书》传，复因同志问难，记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编。则此编本因《集传》而作。今《集传》已佚，存者惟此两卷。朱彝尊《经义考》引张云章之言，谓大猷东阳人，登绍定二年进士（案绍定刻本误绍兴，今改正）。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著《尚书集传》。又有都昌陈大猷者，号东斋，饶双峰弟子，著《书传会通》，仕为黄州军州判官。乃陈澔之父，与东阳陈氏实为两人，彝尊附辨其说，则谓鄱阳董氏《书传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陈氏《书集传》特注明东斋字，未可定《集传》为东阳陈氏之书，而非都昌陈氏之书。纳喇性德作是书《序》，则仍从云章之说。案董鼎《书传纂注》所引，其见於《辑录》者有《东斋书传》、《复斋集义》。其见於《纂注》者，则一称复斋陈氏，仍连其号；一称陈氏大猷，惟举其名（案是书标氏标名，例不画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称某氏，南宋以后则入朱子学派者称某氏，不入朱子学派者虽王十朋、刘一止皆称其名）。所列大猷诸说，此书不载，盖皆《集传》之文。惟《甘誓》“怠弃三正”一条，采用此书，亦称陈氏大猷，则所谓陈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东斋矣。又此书皆论《集传》去取诸说之故，与朱子《四书或问》例同。董鼎书於《禹贡》“冀州”引《东斋书传》一条，谓“与蔡民《传》所论梁州错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书之例当有辨定，而书中不一及之。知其《集传》中无此条矣。且此陈大猷为理宗初人，故所引诸家仅及蔡沈而止。其称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论颇示异同。至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 此《孔丛子》之语而杨简标为宗旨者，其学出慈湖，更无疑义。若都昌陈大猷乃开庆元年进士（见其子澔《礼记集说序》），当理宗之末年，时代既后。又大猷受业饶鲁，鲁受业黄幹，幹受业朱子，渊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视杨氏若敌国，安有是语哉！彝尊盖偶见董鼎注“东斋”字，而未及核检其书也。今参考诸说，仍定为东阳陈大猷之书，著於录焉。 △《尚书详解》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庐陵人。官临江军军学教授。是编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书集解》。朱彝尊《经义考》又作《初学尚书详解》。称名互异，其实一书也。其解经多以孔《传》为主，而存异说於后。孔《传》有未善，则引杨时、林之奇、吕祖谦、夏僎诸说补之。诸说复有所未备，则以己意解之。《尧典》星辰之伏见列为四图，以验分至。《洪范》“初一曰五行”，则补绘《太极图》以释“初”字，见五行生克之有本。虽皆根据旧说，要能薈萃以成一家言，犹解经之笃实者也。所引汉晋人训诂间有异字。如《益稷篇》引郑康成云“黹，紩也，紩以为绣也”，与注疏所载不同。凡斯之类，亦见其留心古义，不但空谈名理矣。 △《尚书表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兰溪人。从学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馆编修召，不赴。入元，隐居教授以终。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初，履祥作《尚书注》十二卷，柳贯所撰《行状》称“早岁所著《尚书章释句解》，已有成书”是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尚存，今未之见，惟此书刻《通志堂经解》中。 前有《自序》，称：“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为之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表诸四阑之外。”盖其晚年定本也。 其书於每页之上下、左右，细字标识，纵横错落，初无行款，於古来著经之家别为一体，大抵捃摭旧说，折衷已意，与蔡沈《集传》颇有异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异，亦确有根原。所列作书岁月，则与所作《通鉴前编》悉本胡宏《皇王大纪》。参考后先，虽未必一一尽确，然要非尽无据而作也。至於过为高论，求异先儒，如欲以《康诰》之《叙》冠於《梓材》篇首，谓：“前为周公咸勤之事，后即洪大诰治之文。集庶邦则营东都以均四方朝贡之道里，先后迷民则所谓毖殷迁洛以密迩王化。”其说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无以解，因复谓“王”字当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诰》而衍，则未免於窜改经文以就己意矣。是则其瑜不掩瑕者也。

【卷十二 经部十二】

○书类二△《书纂言》四卷（内府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编其《书》解也。《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作《书裨传》，始稍稍掊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自序》谓“晋世晚出之书，别见於后。”然此四卷以外，实未释古文一篇。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权词，其说是也。考汉代治《尚书》者伏生今文，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古文，别传都尉朝、庸生、胡常，自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为师说。澄专释今文，尚为有合於古义，非王柏《诗疑》举历代相传之古经，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且不明言所以改窜之故，与所作《易纂言》体例迥殊。是则不可以为训，读者取所长而无效所短可矣。 △《尚书集传纂疏》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陈栎撰。栎字寿翁，号定宇，休宁人。宋亡之后，隐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复出应试，中浙江乡试。以病不及会试。越二年，上书干执政，不报，遂终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董鼎《书传纂注》所称新安陈氏，即其人也。是编以疏通蔡《传》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命曰《纂》。又以蔡《传》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标朱子订正之目。 每条之下，必以朱子之说冠於诸家之前，间附己意，则题曰“愚谓”以别之。考栎别有《书说折衷》，成於此书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载定宇集中，称：“朱子说《书》，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难通，而蔡氏於难通罕阙焉。宗师说者固多，异之者亦不少。予因训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诸家之得《经》本义者，句释於下。异同之说，低一字折衷之。”则栎之说《书》，亦未尝株守蔡《传》。而是书之作，乃於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与其旧说迥殊。《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云云，盖延祐设科以后，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读书丛说》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许谦撰。谦字益之，金华人。延祐中以讲学名一时，儒者所称白云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自蔡沈《书集传》出，解经者大抵乐其简易，不复参考诸书。谦独博核事实，不株守一家，故称《丛说》。如蔡氏释《尧典》本张子“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之说。不知左旋者东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迟而成右也。日东出西没，随大气而左，以成昼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则冬至后由南敛北，夏至后由北发南，以成寒暑。月之随大气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谦虽不能尽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条，谓七政与天同西行，恐错乱纷杂，泛然无统，可谓不苟同矣。旧说《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为王城，据《召诰》、《洛诰》，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经营攻位五日位成之后，是王城无庸再卜。谦谓：“此时王城已定，但卜处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旧都，民迁之便。次及涧东、瀍西，次及瀍东，皆以洛与此地相对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涧流至洛，所经已远，不知周公所卜者何处。” 又《吕刑》称“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旧说以为其刑造自有苗。谦谓苗乃专以刑为治国之法，乃始过用其刑，非创造刑也。如此之类，亦颇不为习闻所囿。至於说六律五声，漫录《律吕新书》；说唐虞之修五礼，漫录《周官大宗伯》之文；说《酒诰》太史、内史，漫录《周官太宰》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文，殊属泛衍。书内载其师金履祥说为多，卷首《书纪年》一篇，即据履祥《通鉴前编》起算。其间得失杂出，亦不尽确。然宋末元初说经者多尚虚谈，而谦於《诗》考名物，於《书》考典制，犹有先儒笃实之遗，是足贵也。其书与《诗名物钞》、《四书丛说》并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脱四页，第三卷中脱两页，第五卷、第六卷各脱四页。勘验别本，亦皆相同。今亦无从校补，姑仍其旧焉。 △《尚书辑录纂注》六卷（内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阳人。朱子之学授於黄榦，鼎族兄梦程尝从榦游，鼎又从梦程闻绪论，故《自叙》谓得朱子之再传。是编虽以蔡沈《集传》为宗，而《集传》之后续以《朱子语录》及他书所载朱子语，谓之《辑录》。又采诸说之相发明者附列於末，谓之《纂注》。《自序》称“《集传》既为朱子所订定，则与自著无异。”又称“薈萃成朱子之一经，则仍以朱子为主也。”考蔡沈《书集传序》，惟称二典、三谟尝经先生点定，故陈栎作《书集传纂疏》，惟《虞书》首标朱子，而《夏书》以下则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订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纪实也。”吴澄作是书《序》，亦称朱子订定蔡《传》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书《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鼎并附注其说，是鼎於此书源委本自分明。其称《集传》为朱子所订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称：“《集传》自《周书洪范》后浸觉疏脱，师说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为增补，或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所举《金縢》、《召诰》、《洛诰》诸条，皆显相舛异。又称“鼎作是书，有同有异，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则从吴棫，解《多士》则从陈栎，解《金縢》则兼存郑、孔二义，不以蔡《传》之从郑为然”云云，然则鼎於《集传》盖不免有所未惬。恐人以源出朱子为疑，故特引朱子之说补其阙失。其举《集传》归之朱子，犹曰以朱翼朱，则不以异蔡为嫌耳，非其考之不审也。 △《尚书通考》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黄镇成撰。镇成字元镇，邵武人。以荐授江南儒学提举，未上而卒。其书徵引旧说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间附以论断，颇为详备。其中如论闰月而牵及后代司天之书，论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论乐而胪陈自汉至宋之乐名，皆与《经》义无关，失之泛滥。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畴、六府、三事之类，皆经有明文而复登图谱。别无发明，亦为冗琐。又全书皆数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条独参训诂，尤为例不纯。似乎随笔记录之稿，未经刊润成书者。然《书》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经大法为粗迹，类引之而言心。王应麟《困学纪闻》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 《说命》，言学之始也。”然则删书录此四篇，果仅因此四语乎？镇成此编虽颇嫌芜杂，然犹为以实用求书，不以空言求书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难。”可谓知说经难易之故矣。 △《书蔡传旁通》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陈师凯撰。师凯家彭蠡，故自题曰“东汇泽”。其始末则不可得详。此书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阳董鼎《尚书辑录纂注》本以羽翼蔡《传》，然多采先儒问答，断以己意。大抵辨论义理，而於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皆在所略。遇《传》文片言之赜，只字之隐，读者不免嗫嚅龃龉。因作是编，於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其蔡《传》岐误之处，则不复纠正。盖如孔颖达诸经《正义》主於发挥注文，不主於攻驳注文也。然不能以回护注文之故废孔氏之《疏》，则亦不能以回护蔡《传》之故废师凯之书矣。知其有所迁就而节取所长可也。 △《读书管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王充耘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充耘字与耕，而原《序》及梅鹗《跋》并称“耕野”，疑虞稷误也。吉水人。元统甲戌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 后弃官养母，著书授徒，因成是编。所说与蔡氏多异同。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曰《虞书》；谓“九族既睦”，既当训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同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至於《洪范》错简之说，《伊训》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纠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鲁史改月》一条，尤为强辞。大醇小疵，别白观之可也。又《禹贡篇》“峄阳孤桐”一条，语不可解。梅鹗《跋》称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条疑亦当时所讹脱。今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焉。 △《书义断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悦道撰。其自题曰邹次，不知何许人。书首冠以“科场备用”四字，盖亦当时坊本为科举经义而设者也。其书不全载经文，仅摘录其可以命题者载之。 逐句诠解，各标举作文之窾要。盖王充耘《书义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书则如今之讲章。后来学者，揣摩拟题，不读全经，实自此滥觞。录而存之，知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犹《易类》录王宗传，《礼类》录俞庭椿，著履霜坚冰，其来有渐，不可不纪其始也。书末原附《作义要诀》一卷，为新安倪士毅所辑。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则。又《作文诀》数则。尚具见当日程式。以世有别本，且论文之作不可附丽於《经部》，故著录於《诗文评类》，而此则从删焉。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王天与撰。天与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荐授临江路儒学教授。盖天与为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时，宪使臧梦麟以是书申台省，得闻於朝，故有是命也。 是书虽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居先，而附以诸家之解。其大旨则以朱子为宗，而以真德秀说为羽翼。盖朱子考论群经，以《书》属蔡沈，故天与以蔡氏《传》为据。德秀则《书说精义》以外，复有《大学衍义》一书，所言与虞、夏、商、周之大经大法多相出入，故天与亦备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说为断。 《自序》所谓“期与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盖道其实也。所说於名物训诂多有阙略，而阐发义理则特详，亦王元杰《春秋谳义》之流亚也。 △《尚书句解》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朱祖义撰。祖义字子由，庐陵人。於诸经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书仅存。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故王充耘《书义矜式》尚兼用孔《传》。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於学官。业科举者童而习之，莫或出入。祖义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於训诂名物之间，亦罕所引据。然随文诠释，辞意显明，使殷盘周诰诘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 其亦古者“离经辨志”之意欤？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亦未可以其浅近废也。 △《书传会选》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书传》虽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者多。 当其初行，已多异论。宋末元初，张葆舒作《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作《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作《蔡传辨疑》，余苞舒作《读蔡传疑》，递相诘难。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义用蔡氏，於是葆舒等之书尽佚不传。 陈栎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发明蔡义，而《折中》亦佚不传。其《自序》所谓“圣朝科举兴行，书宗蔡《传》，固亦宜然”者，盖有为也。至明太祖始考验天象，知与蔡《传》不合，乃博徵绩学，定为此编。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祝允明《枝山前闻》载其劄示天下者，惟《尧典》注“日月左旋”、《洪范》注“相协厥居”二条，举大凡耳。 顾炎武《日知录》曰“此书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主陈氏祥道。《高宗肜日》谓祖庚绎於高宗之庙，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谓是武王，亦主金氏。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主张氏、陈氏。皆不易之论。又如《禹贡》‘厥赋贞’主苏氏轼，谓赋与田正相当。泾属渭汭主孔《传》，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终’主金氏，谓周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主叶氏。惟《金縢》‘周公居东’驳孔氏，以为东征非是。至《洛诰》又取东征之说，自相牴牾耳。每传之末，系以经传音释，於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悉。其传中用古人姓氏、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正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后学”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绝伦，罕所许可，而其论如是，则是书之足贵，可略见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因《禹贡》注中“澨水至复州竟陵境者”一语，误者字为来字，遂肆毒詈，非笃论也。考《明太祖实录》，与群臣论蔡《传》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诏修是书则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书以九月己酉，仅五阅月。观刘三吾《叙》，称：“臣三吾备员翰林，屡尝以其说上闻。皇上允请，乃诏天下儒士仿石渠、白虎故事，与臣等同校定之。”则是十七年间三吾已考证讲求，先有定见，特参稽众论以成之耳。惟《实录》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经义考》谓许观、景清、卢原质、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难删去。其说是已。然胡季安、门克新、王俊华等十一人，何以并删？且靳观、吴子恭、宋麟三人，此书所不载，又何以增入。盖永乐中重修《太祖实录》，其意主於诬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难之非得已耳。其馀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谬百出，不足为据。此书为当时旧本，当以所列姓名为定可也。 △《书传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书义程式》得本孔《传》立义也。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据，因命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广等。是其书虽不似《诗经大全》之全钞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之全钞汪克宽《胡传纂疏》，而实非广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二陈氏。二陈氏者，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於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护蔡《传》之处在所不免，然大致较刘氏说《诗》、汪氏说《春秋》为有根柢。故是书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云。 △《尚书考异》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录。是编辨正《古文尚书》。其谓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作，盖据孔颖达疏引《晋书皇甫谧传》（案颖达作《正义》时，今本《晋书》尚未成，此盖臧荣《绪晋书》之文），称谧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据为谧作之证。至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又如谓瀍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於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陈第作《尚书疏衍》，乃以诪张为幻诋之，过矣。《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 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於一卷。今约略篇页，釐为五卷。鷟又别有《尚书谱》，大旨略同，而持论多涉武断。故今别存其目，不复录焉。 △《尚书疑义》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马明衡撰。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朱淛传》。是编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从者，辄录为篇。”书中如“六宗”从《祭法》“辑五瑞”谓是朝觐之常，非为更新立异。《洪范》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说，於《金縢》颇有疑辞。皆能参酌众说，不主一家，非有心与蔡立异者。惟“三江”必欲连震泽，而於“所其无逸”之“所”字亦不从蔡《传》，则未免意见之偏。又往往阑入时事，亦稍失解经体例。盖不免醇驳互存。然明人经解，冗滥居多。明衡是编，尚能研究於古义，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於王守仁。闽有王氏学自明衡始。”考明衡当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后，於兴国太后诞节诏命妇入贺。於慈寿皇太后诞辰，乃诏免朝。时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与朱淛力争。皆遘祸几，殆坐是终身废弃。可谓不愧於经术，更不必以门户之见论是书之醇疵矣。 △《尚书日记》十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兹编不载经文，惟案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 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凡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复辟诸条，皆引据详明，考证精核。前有李维桢《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又称樵是书於《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於科举，尤适得是书之分量，皆确论云。 △《尚书砭蔡编》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贵，号蓡波，苏州人。与季本同时相善，故解经往往似之。是编纠蔡沈之误。所论如“粤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历非古历；“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说；“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训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遯於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皆确有所据。 至谓《史记索隐》“南譌”不作“为”字，则但据今本；“不格奸”为不止其奸；“鲜食”非肉食，“怪石”为资服饵；“汨陈”之陈训为旧：则又有意立异，不可为训矣。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曰《尚书蔡注考误》。案沈道原《序》亦称《砭蔡编》，则《经义考》所题为是。溶辑《学海类编》，多改易旧名以示新异，不足为据也。 △《尚书注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泰交撰。朱彝尊《经义考》载陈氏泰来《尚书注考》一卷，注曰“未见”。 又注泰来字长水，平湖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案吴永芳《嘉兴府志》，载陈泰交字同倩，万历中国子监生，所著有《尚书注考》。与《经义考》迥异。然《经义考》引项皋谟之说，称同倩治《尚书》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则彝尊未见其书，误以泰交为泰来审矣。其书皆考订蔡沈《书传》之讹。谓有引经注经不照应者三条，又有同字异解者三百六十二条，皆直录注语，不加论断。其同字异解者，一字或有数义，抉摘未免过严。其不照应者三条，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为证，“曰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相矛盾，诚蔡氏之疏略矣。 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砭蔡编》颇以典制名物补正蔡《传》之阙误。泰交此书，则惟较量於训诂之间。而所谓训诂异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义，证以旧文。故为少逊於二家。然释事、释义，二者相资，均谓之有功蔡《传》可也。 △《尚书疏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是书前有第《自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於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学问淹博，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柢。其作是书，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移。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惟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於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则未能深考源流。经师授受，自汉代已别户分门，亦听其各尊所闻可矣。 △《洪范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编乃崇祯十年道周官左谕德掌司经局时纂集进呈之书。其《进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阴骘相协、彝伦条贯，旁及阴阳历数之务。初终两卷，考正篇章，分别伦序。”其学深於术数，於五行汩叙，类陈灾异以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附会之文。至八政畴叙以食配坤，以货配巽，以祀配离，以司空配兑，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宾配震，以师配乾，已属牵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后天图》，更为穿凿。其最异者，至以《河图》《洛书》配历数，而曰某年至某年为稼穑初际、中际、末际。以至“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其例皆然。 是更沿《皇极经世》之馀波，曼衍而不可究诘矣。至於改“农用”为“辰用”，“衍忒”为“衍成”，“六极”为“六殛”，殊为臆说。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见其必然。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於《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然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之所推，特术家傅会之说；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归有光、梅鷟之所争，特经生考证之资耳。实则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是编为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故黼幄之所对扬，玉音之所阐绎，亦维是大者远者，与儒生音训迥然有殊。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符於典谟所述，信有由矣。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刊行。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辨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蔡沈《集传》始睥睨先儒，多所排击。然书出未久，而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纷纷然交攻其误。是必有未惬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传》试士，明洪武中虽作《书传会选》以正其讹，而永乐中修《书经大全》，仍悬为功令，莫敢岐趋。我国家经术昌明，竞研古义。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念典维勤，於唐虞三代之鸿规尤为加意。既敕编《日讲书经解义》，复指授儒臣，纂辑是编。虽仍以蔡《传》居前，众说列后，而参稽得失，辨别瑕瑜。於其可从者发明证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弹。於其不可从者辨订譌舛，亦不似陈栎等之违心回护。其义可两通者，皆别为附录，以明不专主一家。盖即一训诂之学，而圣人执两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窥焉，又不仅为说《书》之准绳已也。 △《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 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於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 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於吴氏，成於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於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 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於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并录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轻信琐记，窜改古经；又《尧典》“俊德”谓遍考字书俊不训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传文：如是之类，或亦间有疏漏。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禹贡长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解，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此书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於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惟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於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 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条，既主郑康成左合汉、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说，而又兼取蔡《传》，以韦昭、顾夷所谓三江口者当之，亦殊无定见。又古黑水联络雍、梁，而鹤龄必区而二之；蜀汉之山本相连，而鹤龄谓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为精密。又於“敷浅原”兼取禹过之及江过之二说，尤属骑墙。此类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书之薈粹精博，而旁引曲证，亦时多创获，尚属瑕瑜参半。且其於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条理，亦较他本为详。故仍录存其书，与《禹贡锥指》相辅焉。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易图明辨》，已著录。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 稽古之荣，至今传述。原本标题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汉、唐、宋、元、明河图，尤考究精密。书中体例，亚经文一字为《集解》，又亚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遍。於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至於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渭欲於数千载后，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渭必谓文颖所指临渝为是，汉《地理志》所指骊成为非，终无确验。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驳，恐渭亦不能再诘也。千虑一失，殆不屑阙疑之过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则由其时西域未平，无由徵验。又所引郦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由传刻舛讹，未睹善本。势之所限，固不能执为渭咎矣。 △《洪范正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畴，故首言鲧堙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其义乃彰。然主於发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郑樵《禹贡》、《洪范》相为表里之说，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 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能一扫而廓除焉。 △《尚书解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是书仅解《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盖未竟之本。所说不以训诂为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大禹谟》篇不以古文为伪，而云孔安国有所删添，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窃窜，以解文辞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调停。《禹贡》篇解“五服五千”以飞鸟图为算，谓塞尽处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至广海戴日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一度为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迁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闽人，不欲其乡出《禹贡》扬州之外，故立是说。与训洪为大，训范为训，谓“洪范”即顾命之“大训”，皆未免巧而不确。至於《尧典》之论中星岁差，《舜典》之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与诗歌声律，《禹贡》之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今巢湖，会於汇为即鄱阳，原隰潴野非地名，则皆实有考证之言，非讲学家之据理悬揣者矣。 △《书经衷论》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书不全载《经》文，但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亦如其说《易》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原《序》一篇。时英以翰林学士侍讲幄，故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如《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於箕子，故不复著，乃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朱子语类》之说；至於《高宗肜日》为祖己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为在友邦冢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概近之说；以《君奭》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精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 △《尚书地理今释》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廷锡撰。廷锡字扬孙，常熟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 是编乃其官内阁学士时所作。首题恭录圣训，盖儤直内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缮成帙者也。其中订定诸儒之说者，如《尧典》“宅嵎夷”，则据《后汉书》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则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则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则据浑源曲阳之道里正《汉志》上曲阳之误。“荥、波既潴”，则据傅寅之说，正孔《传》荥、波分二水之误。又订定蔡沈《集传》之说者，如《禹贡》“治梁及岐”，则据曾旼之说辨其非吕梁狐岐。“九河既道”，则据《经典释文》辨简洁非一河。“灉沮会同”，则据《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汳沮。“浮於济漯”，则据《汉书地理志》、陈师凯《书传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濰淄既道”，则据《水经注》辨淄水不东入济。“浮于淮泗”，则据《史记河渠书》辨禹时泗水上源不自泲通河。“三江既入”，则据郑玄之说辨其误从庾阐《吴都赋注》。 “和夷底绩”则据《水经注》、时澜《书说》辨严道以西无夷道。“盘庚于今五迁”，则据《史记索隐》辨邢即音耿，祖乙并未两迁。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实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潜，南亳、西亳皆汤所都。均考订精核，足证往古之讹，释后儒之惑。至於昆仑河源之说，非惟订汉儒之谬，并证《元史》之非。是则恭逢圣代，混一舆图，得以考见其实据，尤非前代经师辗转耳食者比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备采其文。此盖其先出别行之本。敬著於录，俾天下万世知圣学高深，度越千古，仰观俯察，协契庖犠。 一时珥笔之臣，鞠<月卺>螭坳，备聆圣训，得馀绪之万一，已能总括古今，为说经家所未曾有也。 △《禹贡会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当涂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不入格。十七年又荐举经学，特授翰林院检讨。是书首列《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附论於下。次为图十有八，各系以说。书中皆先引蔡《传》而续为之笺，博据诸书，断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东入河；徒骇即河之经流，非别有一经流；三江既入，终以南江、北江、中江为正；九江在浔阳，非洞庭：皆不为蔡《传》所囿。至於蔡山则阙其所疑，不主《寰宇记》周公山即蔡山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