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 第23页

【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编”，明万历中刊版也。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殚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筮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掊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捃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銮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 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学者不知通活法以求义，场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当合题凡若干，各题著说，使推其正变无常，纵横各出，以御场屋之敌。”又曰：“学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则求《经》之微亦无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计。”然其书究为科举而作，非通《经》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关》四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晏兼善撰”，不著时代。据其兼及合题，是元人也。其书专为场屋而作，义殊肤浅。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则春者天之所为，圣人纪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说亦可”云云，则一书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编。首载杜预、何休、范宁、胡安国四《序》，次《春秋纲领》，述各家议论。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鲁十二公以及会盟战伐之数，并撮举大凡。次《春秋列国图说》。次《春秋二十国年表》、次《春秋诸国兴废说》。 凡《经》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胡《传》则别为标出，间加音注，别无发明参考之处。考元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始於三《传》之后附录胡《传》。吴澄《序》称其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称亦即见於澄《序》中。知胡《传》躐跻三《传》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验其版式，犹为元椠，盖当时乡塾读本也。 △《麟经指南》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题”，亦不详何人也。《序》称幼习是《经》，以举进士为业。投老山林，兵火之馀，先世遗书无复存者。间因馀暇，条分大义，立题命意。凡可引用之语，各附於后，又间引先儒破题。盖元末乡塾之陋本也。 △《春秋图说》（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谱》，终《诸儒传授》。 中间《列国世次》、《舆地山川名号》以及《经》、《传》所载名物典故，悉有图有说。其年表皆钞《史记》。其《名号归一图》即冯继先所撰，而分为十九图。 至《岁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诸图，则又掇之《五经图》中，《春秋列国图说》，则摭自东坡《指掌图》。又列郑樵《考定诸国地名》及《叙国邑地同异说》、《叙山水同异说》。大抵杂驳不伦，未见精核。卷首题曰《春秋笔削发微》。考杨甲《六经图》中有《春秋笔削发微图》，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盖掇取甲书《春秋》一卷，而搀以杂说，伪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盖朱彝尊所藏，而《经义考》不著此名。是必后觉其赝托，弃之不录，而所弃之本又为吴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饶秉鉴撰。秉鉴字宪章，号雯峰，广昌人。正统甲子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经义考》载秉鉴《春秋会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书实四卷，与《春秋会通》另为一书。彝尊盖未见其本，故传闻讹异。其书以《春秋》书时书月难於记诵，故错综而次序之，分十二公为十二篇。先列《经》文於右，而总论其义於后，大旨以胡《传》为宗。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宝撰。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乃其读《左传》所记，杂论书法及注解，然寥寥无多。盖随意标识於《传》文之上，亦其《简端录》之类也。其中精确者数条，顾炎武《左传补注》已采之。所遗者，其糟粕矣。 △《春秋经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名《春秋经世》者，盖取《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语也。所注惟隐公一卷，其注多从《左氏》。 然如“公矢鱼于棠”，全录臧僖伯谏词，惟移《传》末“非礼也，且言远地也”二句於《传》首，此亦何需校钞录耶？间有自出新意者，如谓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当作纪侯子帛，以子帛为纪侯之名；又谓挟卒乃异姓之卿：则又皆杜撰之谈矣。 △《春秋说志》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柟所著他书率笃实近理，惟此书务为新说苛论。凡所讥刺，皆假他事以发之，而所书之本事反置不论。如以“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公及戎盟于唐”、“郑人伐卫”、“卫人杀州吁”，皆为平王之罪。又如“叔孙豹卒”，谓《经》不书饿死，乃为贤者讳。谓“郯子来朝”，以其知礼录之。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至谓书季孙意如之卒为见天道之左，则圣人并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芳撰。芳字仲实，琼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是书以《集要》为名，故文殊简略。中间如谓“春王正月”为建子，谓《桓公三年》书“有年”非纪异，谓《襄公二十八年》书卫侯衎非俟其改过，谓《昭公元年》书败狄大卤非讥毁车崇卒，与胡《传》异者不过数条。馀大抵依回其说。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胡《传》误以为季孙者，亦因仍不变，无所短长。又多采董仲舒、刘向、刘歆灾异之说，穿凿事应。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为《十五年》税亩之由，事在七年之后，而应在七年之前，尤为乖谬。其采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会，而采用《左传》，尤无体例。其最甚者，《庄公二十年》“陈杀公子御寇”下，忽注“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而士蒍谮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郑”下，忽附录“被发而祭于野，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下，忽附录“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类不可殚数。其采用《左氏》义者，《襄公四年》“叔孙豹如晋”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义；《僖公九年》“会于葵丘”下，责宰孔不当阻晋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责伯宗之攘善：亦皆与《经》义渺不相关。陈烈《序》乃称其扩前人之所未发，过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盗杀郑三卿乃晋人使刺客杀之，晋文公归国非秦伯所纳。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於二千馀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 △《春秋世学》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 △《左氏春秋镌》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有《左传附注》，已著录。是编乃其由工科给事中坐劾张璁、桂萼谪都匀驿丞时途中所作。皆纠正《左氏》议论之失，亦柳宗元《非国语》之类。然於《左氏》释《经》之谬，辟之可也。至记事记言，但各从其实。事乖言谬，咎在古人，与纪载者无与也。亦谓之“镌左”，则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读意》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其论《春秋》，以为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盖以救宋儒穿凿之失。然谓《春秋》字字褒贬固为偏论，谓《春秋》竟无褒贬则数十特笔亦灼然不可诬也。读者知其矫枉之意可矣。 △《春秋录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恒撰。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书本胡氏《传》而敷衍其意，专为科举而设。故《经》文可为试题者，每条各於讲义之末总括二语，如制艺之破题。其合题亦附於后，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 △《春秋国华》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严讷撰。讷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靖。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春秋》所书周及列国之事分隶其国，而仍以鲁十二公之年编之，杂采三《传》附於《经》下，亦间及《国语》、《史记》诸书。 其甥陈瓒《序》，称讷请沐三月而成是书。则潦草编排，取盈卷帙，宜但钞录旧文，无所发明考证矣。 △《春秋四传私考》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监察御史。是书举《左氏》、《公》、《穀》、胡《传》之异同，衷以己意。於胡《传》之深刻者多所驳正，持论颇平允。然每就事论事，不相贯串。如“朱公和卒”，谓不书薨以示褒。不知外诸侯《经》皆书卒也。又凡浦无所论断之条，皆不存《经》之原文，似乎删节圣经，亦非体制。 △《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有《左传属事》，已著录。是编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前有《古字奇字音释》一卷，乃《左传属事》之附录，装缉者误置此书中，颇浅陋无可取。后附《古器图》一卷，则其孙熙之所汇编。亦剿袭杨甲《六经图》，无所考订也。 △《左氏讨》一卷、《左氏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先为《左氏讨》，继为《左氏释》，后为《左氏论》。其《释》则训诂为多，《讨》与《论》则皆评其事之是非。不知分为二书，以何别其体例也。然所讨论，皆以意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谓阳虎之攻季氏为必受命鲁君，是真信其张公室也，岂《春秋》书盗为曲笔乎？故今惟录《左氏释》，而二书则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正宪撰。正宪有《易象管窥》，已著录。是书大旨以胡安国《传》未免过於刻核，因博采旧闻，自唐孔颖达以下悉为折衷。於明世诸家则多取山阴季本《私考》、金坛王樵《辑传》二书。今观其所论，如谓尹氏卒为吉甫之后，非即《诗》家父所刺者；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地非牟娄：亦间有考证。然核其大体，则未能悉精确也。 △《春秋诸传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编凡一百八十八条。 《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合。然与睦所撰《五经稽疑》中说《春秋》者，文并相同。据睦《五经稽疑自序》，盖此书先成，别本行世，后乃编入《五经稽疑》中。今《五经稽疑》已别著录。则此本无庸复载，故附存其原名，备考核焉。 △《春秋以俟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癸酉举人。为知县张维翰所诬构，谪戍塞下。张居正援之，得释。后荐授翰林院待诏，不赴。诏有司岁廪给之，终其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多穿凿附会之谈。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气之类，皆迂谬不经。与洪化昭《周易独坐谈》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不尽从胡《传》，亦颇能扫诸家穿凿之说，正历来刻深严酷之论。视所注诸经，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义例。如列国之事承告则书，左氏实为定说。舜牧於宿男卒不书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郑伯克段”则曰：“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此一语专为后日渝平归祊、助郑伐宋起，非谓此事极大，漫书於鲁之《春秋》也。”是不考策书之例，但牵引《经》文，横生枝节。至於解纪季姜归京师，谓自季姜归后，周聘不复加於鲁，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谋婚。此无论别无确据，即以年月计之，三聘之首，是为凡伯，其事在隐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谋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并经文亦不能牵合矣。说经不应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有《易会》，已著录。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前有《读春秋》五十馀条。其言曰：“今读《春秋》，勿主诸《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恍然自见。”盖即孙复等废《传》之学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题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馀条，皆摘《传》文之纰缪。其中如费伯城郎驳《左氏》非公命不书之误，其说甚辨。公为天王请籴于四国，不书者讳之也，其说亦有理。凡此之类，不可谓非左氏诤臣。至於曲笔深文，务求瑕衅。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信杜预豕韦、昆吾之说，必以宋襄、楚庄足其数，而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如此之类，则不免好为议论矣。 △《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中允，乞假归。崇祯初，起为少詹事，不赴。此书盖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载懿典有《读左史》二卷，此即其《读左》一卷也。大抵如时文评语。 如开卷“石碏杀州吁”一条云：“石碏诱州吁离窟穴而执之，大是高识。” 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称其上世而知后有达者，可谓具只眼人。”此类亦何须赘论也？△《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不甚传。大抵捃摭旧文，无所阐发。 △《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福清县教谕。其书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即注胡《传》於下。后列合题数条，亦各拟一破题，并诠注作文之要。其体又在讲章下矣。 △《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许人。是书成於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於《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於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万历乙卯《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於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於“札闼鸿休”矣。 △《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良弼撰。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中举人。此编取胡安国《传》所未及者，拾遗补阙，续明其义。一步一趋，皆由安国之义而推之，故其得失亦与安国相等。朱彝尊《经义考》载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并《续义》三卷，俱云“未见”。今此本分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符，殆彝尊以传闻误载欤？△《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銶撰。銶，上海入。万历中由贡生官青田县训导。是编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所为提要而推广其门目，依类摘取《经》、《传》、《疏》列其下，杂引诸儒之说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总论》十二篇，语多凡陋，率以私意窥测圣人。其体例尤为复沓。如《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於锡命类。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周归脤类。而五始类中皆载之。《桓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类，又入会类。《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类，又入殊盟类。舛互殆不胜举。其《凡例》末一条云：“书成之时，梦齐桓公、晋文公各持一单，单开七事，相揖赠予，若谢而辞之意。觉而思之，各开单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义已尽，以示不必再录。又隆庆初辑《通史聚精》八十卷，亦梦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纲目》甚觉烦冗。”是又吴与弼《日录》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乌程人。其书系《传》於《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案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载卷数，而所录焦竑之《序》，与此本卷首《序》合。当即此书也。 △《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於《经》所未书、《传》所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惟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捃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宗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谬而为之欤？△《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宁人。是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削其繁冗。其《左氏传》之不附《经》文者，咸删汰无遗，亦间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无通辞，随变而移”之语，遂题曰“通辞”，以明义例之有定。然名曰“四《传》”，实则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尝以《经》正《传》也。 △《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许廷撰。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中诸生，以荐授兵部司务。其书每一公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单文只字之可资考核者，证以他书，繁称博引，以诡丽为宗，不专主於疏通《经》义。然就其所论，亦往往失之穿凿。如卫懿公好鹤，则取浮邱公之言；秦人归帑，则指为汉兴之谶：多未免於芜杂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 《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其说谓：“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又谓“《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两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圣人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云云。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於本旨，而借《经》抒论，於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曲为之说矣。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来鸾撰。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编专为科举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从胡，凡左与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传》，惟有关经题者载之，从简便也。”其书可不必问矣。 △《春秋纂》（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录。是书大抵随文生义，罕所根据。 如“成风请救须”句，乃妇人左袒母家之常态，遽以继绝美之。如斯之类，所见颇浅。又如芮伯万母事，引隋独孤后以责其妒，与《经》义了不相关。至於灾异必推事应，尤多穿凿。 △《麟旨定》（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是书成於崇祯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标拟题，各以一破题为式，而略为诠释於下。即在举业之中亦为下乘矣。 △《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是书第一编曰《列国论》，凡二十四卷。第二编曰《四传断》，凡七卷。第三编曰《书法解》，凡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之序。采又有《例言》，称《列国论》中尚阙《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阙十馀年，文公全阙，襄公以下亦全阙。采间为补之。《书法解》为目多端，仅成一则。溥与采倡立复社，声气交通，蔓延天下，为明季部党之魁。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其所撰述，惟《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罗放佚，采摭繁富，颇於艺苑有功。然在当时，止与梅鼎祚《文纪》诸书齐驱并驾。较之杨慎、朱谋<土韦>考证，已为少逊矣。至於经学，原非所擅长。此书为未成之本，亦别无奥义。采等以交游之故，为掇拾补缀而刊之，实不足以为溥重也。 △《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进士。是书杂采诸说，断以己意，而本於卓尔康《辨义》者为多。其首为《诸家考》，叙古来《春秋》家及所著书。次为《经传大旨》，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次《纪传》，辑周及列国事迹，分析《经》文，各以类从，而附以《时义、地义论》。次为《春秋总义》。 次《比事》四十二则，《自跋》附焉。总为三卷弁於首。次乃诠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不载，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鲁史原文，孔子修之。盖笔削史文以见义，非变史文以起义。自说《经》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爵号、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盖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诠说愈繁，而经学愈乱。故著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然《春秋》固本鲁史，其间亦有圣人特笔。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具述改修之义。《坊记》所引鲁《春秋》、《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及宁殖所称“载在诸侯之策”者，揆之圣《经》，有同有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而谓圣《经》仅鲁史之节文，未免矫枉而过直。其说《经》亦多臆断。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谓讥世卿，凿矣。栾、郤、韩、范世专晋，七穆世专郑，曷为不讥，而特讥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见《经》，《春秋》何由讥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恶通天，殁后必有阴祸，庄公肆眚，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说。解“郑弃其师”云：“此高克怨辞。”夫克一逋臣，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本无确证，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条云：“邑书城。台、馆、囿书筑。城，土功也，故须筑。南门、雉门书作，木功也，故须作。”夫南门、雉门岂竟不须土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凡此皆随意生文，不为典要。至其《纪传》叙事，并始於隐元年，讫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书於《经》某事不书。又自齐、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即《周本纪》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国之纪年。经解史裁，盖两无所当矣。其《诸家考》中升胡《传》於西汉诸儒之前，已为无识。卷后又自识云：“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见《考》中，而遽忘之。 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字，所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著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锺惺评点，改其名为《锺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於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饾飣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 端绪茫然，猝难究诘。又如“费伯”之注误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传》上，忽注云：“出宋楚平《传》”。“卫州吁弑君”下只载《诗绿衣》一章，并无他注。“壬午大阅”，全录《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则，亦不置一词。如是者指不胜屈。文震孟《序》乃称其得於经术者深，亦可异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七百馀条，虑其易於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於是此类讲章出焉。夫信《传》不信《经》，先儒以为诟厉，犹为三《传》言之也。至於弃置《经》文而惟於胡《传》之中推求语气以行文，《经》已荒矣。 其弊也，又於胡《传》之中摘其一字、两字，牵合搭配，以联络成篇，则并《传》亦荒矣。此类讲章，皆经学之蟊贼，本不足录。特一以见场屋旧制。所谓比题、传题者，其陋如此，并非别有精微。一以见明季时文之弊，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割裂《传》文，於圣人笔削之旨，南辕北辙。均可以为炯鉴。故附存其目，为学《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皜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 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於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雠》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於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汉麐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 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徵引浩博，辨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緰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 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著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於《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断其得失。於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节录三《传》及胡安国《传》，参证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则其门人钱塘凌嘉邵所补辑也。凡捴谦之说，称曰“应氏”，而嘉邵之说则退一格以别之，皆摘论《经》中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如军赋、祭祀等事，分门类记，不书捴谦姓氏，当亦嘉邵所著欤？△《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邱锺仁撰。锺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老不与试，特赐中书舍人。其《凡例》称，是编本述孟子、朱子说《经》之义，故冠二子之说於简端。其《集说》则兼取诸家。然其书瑕瑜互见。如“春王正月”之说，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无疑义，乃仍以夏时谬论反覆支离。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乃以为志楚之强，所以旌将来齐桓之功。凡此之类，多不足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以不日为阙文，而以胡安国之从《公羊》为非。“许世子止”一条，用欧阳修之说，而证以蔡景公之书葬。凡此之类，亦间有可取。 然统核全书，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康熙乙丑，奇龄充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春秋》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是时初罢脱经题，其双题犹未罢（按合题罢於乾隆初）。奇龄与监试御史论双题不合，因举及《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语（按此杜预之说）。奇龄以为《经》文自有条贯，不待於《传》，乃排比《经》文，标识端委，使自相联络，以成此书。大致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惟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於《传》有去取，奇龄於《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於《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既於《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后缀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穀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饘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於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於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於孔孟之说题曰“特标”，於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於《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徵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辨论，大旨主於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牴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穀》二《传》主於发义，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於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翚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祊於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 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 是书於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於非之说；於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徵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於考证，而详於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牍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於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 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宜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慭”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絷”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 如斯之类，不可殚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於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餬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於义而终於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於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汸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 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 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 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著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於篇首发例，而於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於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羋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於《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於展卷皆然，不能备数。 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 奇龄遂归狱於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於“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於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鱼”作“观鱼”、“叔孙婼”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终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