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 第16页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虙撰。虙，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虙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虙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虙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亻朁圣之议。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云庄其号也。是书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初，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书，又在延祐之后，亦未为儒者所称。明初，始定《礼记》用澔注。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澔注为主，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於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颇为论者所讥。然朱子注《诗》“騋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汭”引《尔雅》“水北曰汭”，《尔雅》无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澔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以陈澔《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鈇之疑。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陈澔《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彖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后。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延祐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澔《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 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惟《礼记》一经，於陈澔《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己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后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袪，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袪，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袪。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袪，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是编因陈澔《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澔所误者谓之“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并不载焉。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诘者亦多也。凡澔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澔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月令》“群鸟养羞”，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澔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爱不能割之故。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澔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澔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澔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酳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緆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悫曰：“褎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鹤亭，钱塘人。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雠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谓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后迁於新庙。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谓祔后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適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公门。”《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袭衣，袭衣之上有正服。”据《曲礼疏》，袭衣即所谓中衣。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袭裼衣。《后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纟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帬若今中衣。” 《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亵衣也。然则中衣但得袭亵衣，不得袭裼衣也。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顈，其练祥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顈，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顈以前，值练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论后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顈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疏》曰：“谓母死既葬，后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后补行明矣。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髽衰为露紒髽之误，尤为精凿不磨。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永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后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后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后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后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后相属，钩边在右，前后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盖后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故诸家所见不同。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后。又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殆以《注》归之康成。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缵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史绳祖《学斋佔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人。官至给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后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是亦旁证矣。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又以关浍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亻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於是书可谓有功。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皆为未允。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犠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犠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 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 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 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犠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舆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亻朁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 《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缉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 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 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祢，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祢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则妾虽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庙。观《杂记》“父母之丧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殇”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庙。则曾祖嫡孙为之立坛，祔小功兄弟之长殇於从祖，立神而祭，不为从祖立庙也。又安得谓高祖之妾有庙乎？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阐。 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学也。 △《读礼志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编以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军、宾、嘉以及名物、器数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龃龉不合。因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书，务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吕与夫天时人事可与《礼经》相发明者，悉为采入。 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阙之。故曰《读礼志疑》。案《礼经》自经秦火，虽多残阙不完，而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陇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诣之醇，诚近代儒林所罕见。至於讨论三《礼》，究与古人之终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笃信郑《注》，往往不免附会。而陈澔《集说》，尤为弇陋。 陇其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俗儒所能及。如论孔疏《月令》引《太史职》郑《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并举则分年岁，单举则可互称。又祥禫主郑驳王，庙制尊刘驳郑。於“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谓温直是蕴藉，不当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视学”，取孔《疏》不当禘祭之年亦待时祭之后，驳《集说》不五年不视学之说。谓《司尊彝》变朝践为朝献、变再献为馈献为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见，绝无门户之私。至於缁、纟才、纯三字，谓纯当作纟才，古人字亦误用，后来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黄《群书备考》以贾公彦讹作贾逵，人所共知，何烦深辨？而亦特立一条，为之驳正。此盖阅书时随笔标记，门弟子编次校刊，乃误入正文，未加简择，固不足为陇其病矣。 △《郊社禘祫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前答门人李塨问南北郊分祀及问有禘无祫之说，末附艾堂问。自注云：“同郡学人集於艾堂所问，此则专论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见於《周礼》，本有明文。 疑无北郊之祀者，本无庸置辨。奇龄性喜攻驳，反覆诘辨，未免繁杂。至於时祭之外，禘为大祭，所谓“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者，语出纬书，本不足据。祫对犆为义，不对禘为义也。奇龄辩大禘与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时祭必合祭，故称祫。则皆发昔儒所未及，於《经》义不为无补。录存其说，亦足资礼家之采择焉。 △《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汪绂撰。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是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於各条之下。其於三《礼》大端，若谓南郊即为圜丘、大社即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皆主王肃而黜郑玄，故颇与旧注相左。其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考《仪礼公食大夫礼》：“公迎宾入，大夫立於东夹南，士立於门，小臣东堂下，宰东夹北，内官之士在宰东上，介门西。” 盖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绂所云，则大夫及宰乃违众而独立於堂后及东西房两旁隐蔽之地矣。又《聘礼》设飨，亦云堂上之馔八、西夹六。盖数馔於宾，其陈设皆自堂及庭及门，取其罗布目前。如绂所云，则馔亦设於堂后矣。绂又谓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考《士冠礼》曰：“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既云素韠，则素裳矣，与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无以异，未尝独以黄裳、玄裳、杂裳之玄端为朝服也。又《鲁语》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则士固非无朝服。绂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於房，而妇人乃独髽於室，以无西房故也。其说本孔《疏》，可破陈祥道《礼书》之惑。又谓大夫、士庙亦当有主，与《通典》所载徐邈及清河王怿之议相合。如斯之类，亦多深得《经》义，固可与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也。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 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其许少张榜登科。 又称其元祐七年进《礼图》、《仪礼注》，除馆阁校勘。明年用为太常博士，赐绯衣，不旬馀而卒。又称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义郎。《宋史》则作官至秘书省正字。然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亦称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与廌所记同。廌又称尝为《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馀卷，内相范公为进之，乞送秘阁及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则称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则廌，振孙所记为确，公武朝廷闻之之说非其实也。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天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 论禘大於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佃《礼象》今不传，惟神宗时详定郊庙礼文诸议，今尚载《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别解，与祥道驳郑略同。盖一时风气所趋，无庸深诘。然综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说后图，考订详悉。 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画，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晁公武，元祐党家；李廌，苏门宾客：皆与王氏之学异趋。公武则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是书固甚为当时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劄子竟不果上。 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 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釐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则成於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殁。越四年壬午，张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於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则别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虙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通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於是矣。 △《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其书虽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实多能补所未及，非徒立异同。如《士冠礼》“屦，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前，《通解》移置《经》文“陈器服”节末。是书亦沿袭其说，不故相诘难。至於《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馔”节下。而是书改列在“亲迎”节下。又《通解》以《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二句，别为“祭行”一节，在“奠菜”节之前。而是书以此二句附於“庙见”节之末。盖是书“庙见”，节《通解》之所谓释、奠也。揆以《礼》意，较《通解》为有伦次。又《通解》割《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谓当在《家语冠颂》内，疑错简於此《经》，颇涉臆断。是书则仍《记》文之旧，不从《通解》，尤为详慎。亦未尝曲相附合也。盖《通解》，朱子未成之书，不免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亦尚未一一考证，使之融会贯通。永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视胡文炳辈务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其已定之说、未定之说，无不曲为袒护者，识趣相去远矣。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金匮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於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飣，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 ──右“礼类”《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於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茝、郑馀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於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於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祔庙在卒哭后，於礼为太遽。 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於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轝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於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祔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袭，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於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於《行状》，其《序》载於《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於《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於《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於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 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於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於《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详，只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馀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於后，而一一详证之。 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於《易本义》九图及是书龂龂辨论，不肯附会。 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 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於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於《文集》、《语类》者，以类纂集，分为五目：曰《总论》、曰《冠昏》、曰《丧》、曰《祭》、曰《杂仪》。缕析条分，具有统贯。虽采辑不无遗阙。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然朱子说礼之言，参差散见，猝不能得其端绪。光地类聚而区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学礼者亦为有功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嚣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 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 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