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第10页

　　自建武后，数叛。此六字亦宋椠所保存旧本讹乱中的残文。〔永平元年，姑复夷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后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此用《邛传》文。《太平御览》卷六十引《 华阳国志张翕传》作「在官十九年」，别详《补巴郡士女轶文》。〔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从事杨竦将兵至楪榆，大破之。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诸郡皆平。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以上用《邛传》文。删省与《南中志》从同者及战略部署七十二字。存常氏刺守令不良，激成夷乱与表彰杨竦功勋之意。〔天子以张翕有遗爱，〕此用《邛传》文截缀《御览》引文。〔翕子璊，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此二十字，用《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二引《华阳国志》文。璊原作端，《范史邛传》作「湍」，本书《士女目录》又作张璊，《巴志》同，兹改从本书。后九字亦保存于宋椠讹乱残文中。足见《御览》引文原在此处。原所谓「略加整顿」者妄以上接于汶山郡骆武事因字之下，时次列王莽前，谬甚，兹移正于此。〔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璊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此《邛传》文。曰上原有「夷人欢喜，奉迎道路」八字，删去。〔后顺桓间，广汉冯颢为太守，〕十字用《邛都传》文。〔亦着治绩。〕《邛传》文作「政化尤多异迹云。」本书宋刻本有讹舛略加整顿残文作「后蜀郡赵温，亦着治绩」。当是妄人用残乱之后字，与亦着治绩字，及湍残存字妄用赵温缀成。亦足证《常志》此处本有此后四字，范晔改其文耳。冯颢见１２章之注。 　　章武三年，越嶲此下廖本有高字，他各本无。【高】叟大帅张、吴、何、王浙本作师。高定元《三国志张嶷传》作高定。称王恣睢，钱写本讹作睚。遣都督李承之《张嶷传》作李求承。煞《函》、廖二本作煞。他各本作杀。《函海》注云：「亦作杀之。」当非。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张嶷传》作「八百余里」。今按：八当衍，常氏缘《陈志》文误也。有名当作「徒有郡名。」而已。建兴三年，〔丞相亮南征，复郡治。〕此依《三国志后主纪》及《杨戏传辅臣赞》「龚德绪赞」注文补。【蜀安南将军马忠讨越嶲郡夷】旧刻此上混乱，不成文理，考与史事殆全不合。除已校订上文，存其残字，更还常志原貌外，审此十字，与马忠与张嶷两传皆不合，又下文迭出而不衔接，当是宋椠依妄人窜乱残字所为，故删去另补。郡夷刚狠廖本作很。皆鸱视。〔军去后，复杀太守禄叛。延熙初以安南将军马忠率将张嶷为〕越嶲太守。【张】嶷将所领之郡。以上旧刻讹乱依《三国志》马忠、张嶷传及本书《南中志》改补。移上「安南将军马忠率」七字于此。诱杀苏祈、顾广圻校稿注「即苏示」。邑君冬逢及其弟隗渠等，怀集种落，威信允着，诸种渐服。又斩斯都耆帅李承之首，乃吴、何、王本作及。浙本剜改作乃。手煞焦璜、龚禄者也。又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颓，更筑小居之。延熙二二当作五。年乃还旧郡。《嶷传》云：「在官三年，徙还故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兴复七县。嶷迁后，复颇奸轨，旧各本后复二字倒。兹从廖本。虽有四部斯儿，廖本注云「当作叟。下同。」及七营军，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元丰本作都。二牙门，及斯儿督军中坚，卫夷徼。此下刘、张、李本连缮，误。 　　　　旧本记此段，讹舛不重叙，姑考事之本末，略加整顿刻之。记字，《函海》本作纪。并注云：「李本此注在书头。刘、李本作记。刘、吴、何本亦有此注。似吕氏语。」按，此二十三字，各本皆有，在「更筑小坞居之」句下，大字、提行，低一格排，作二行。其下「延熙二年」，乃提行作正文。此明是吕大防付刻时，因前脱页下，存文蠹坏，漫不成理，妄以所可辨识残字纂合为之。廖本刻作双行夹注，在「小坞居之」句下。循此以求原文，参合历史文献，本易得其大致，而竟将「拜越嶲太守」句上接汶山郡骆武事下之「因」字，而又将残页末行「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二年乃还旧治」的不可分割之句割离为两段。兹将其移于章末，存其原形，以助了解校补移易之义。 　　　　　　二十三 　　邛都县　　郡治，因邛邑名也。邛，邛二字古通用。《史》、《 汉》及宋、明各本皆作邛。《函海》与廖本作邛。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顾观光校勘记引上文廖本注。并于此注云：「《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作叟。不误。」今案：是误。南山出铜，此下，廖本注云：「《续汉书志》注引『邛都河有唪嶲山。』疑此有脱文。」〔邛河有唪嶲山，又〕有温泉穴，冬夏〔常〕热，依《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文补上八字。其温《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七十一引作源。可汤《水经注》卷三十六引作燖。鸡、豚。下流《初学记》作汤。〔澡洗〕治疾病。《初学记》作「下汤澡洗疗宿疾」。《御览》引作「下流澡洗治宿病。」余多恶水，水神护之，不可污秽及沈乱发，照●《函海》注云：「元本作●，古●字也。吴、何本误回。」则使人被恶疾，一郡通云然。 　　台登县　　有孙水，一曰白沙江，入马湖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又有漆，汉末，夷皆有之，〔 张〕嶷取焉。宋椠元有小注「嶷，张嶷也」。钱写本只「张嶷」二字。《函海》注云：「刘本无也字。李本小注在书头，亦无也字。」兹径补张字。 　　【阐】〔阑〕县旧皆同误本《郡国志》作「阐县」。兹依《前汉志》改。　　故邛人邑，李本作也。〔治〕邛【都】〔部城〕。旧本皆只「邛都」二字。兹依《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文补治，城两字。兹依《元和志》改「邛都」为「邛部」字。〔地〕接【寒】〔零〕关。旧各本皆作「接寒关」三字。寒为零字讹甚明。依《司马相如传》改，并补地字。 　　〔零关道〕依《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补。　　〔有铜山，又有利慈渚。太始九年，黄龙〕〔见于利慈，县令董玄之率吏民观之，以白刺史王浚。浚表上之，改名护龙县。〕前七字，用《郡国志》注引文。并援《水经注》卷三十六补渚字及其下三十五字。今省。此二字存宋椠旧文，元接「阑县」条。 　　苏示县钱写本作「汉示县。」《张嶷传》作「苏祁」。汉末，夷王〔冬逢〕依《张嶷传》补此二字。及弟隗渠数偝刘、李本作背。吴、何、王本作偕。钱、函、廖本作偝。浙本剜改作偝。叛。以服诸种，张嶷先杀王。【弟】隗渠又叛，遁入西徼，遣亲信二人使嶷。《张嶷传》云「诈降嶷。实取消息」。嶷知奸计，以重赂使，使杀渠。《 嶷传》云：「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夷徼肃清。【县晋省】此三字，当是后人批注，吕刻收入正文，说在注释。 　　会无县　　【路通宁州。渡泸得住狼县】廖本注：住，「当作堂。」狼，「当作蜋。《南中志》作螂」。今按：此十字，当倒在末，以故濮人邑句上承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闭字宋明旧本皆作开。清刻本皆同《郡国志》注引作闭。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马河，天马《郡国志》注引讹作「元马」。下文同。〔天〕马日千里，依《郡国志》注引文补天字。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山〕有天马祠。「山有」是常氏文例「县有」非例。《郡国志》注所引文，固多改字，不足全遵。兹还县字为山字，与下文山下字相应。山，谓天马河侧之天马山也。【初】旧本皆有此字，于文不适。《郡国志》注引亦无。民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钱、《函》本作其，廖本作有。天马【径】〔径〕，刘、《函》、廖本作径。不取。厥迹存焉。河中有铜胎，钱、《函》、廖本作胎，《郡国志》注引作船，张、吴、何、王本同作船，《水经注》作「具子铜胎」，顾广圻校云：「当依《水经注》。」今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见存。土地【时】〔特〕产〔好〕犀牛，犀当作兕。〔东〕山【色】〔出〕青碧。依《郡国志》注所引《华阳国志》文补好字与东字，改时作特，色作出。顾广圻顾观光二校稿已先见及。 　　大筰县旧各本作笮、廖本作筰。汉末省也。刘、李本无也字。 　　定筰县《函海》注云，「前后《汉书》、《晋书》作莋。」　　筰，笮夷也。笮字，廖本注云「当衍」。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 白】〔曰〕旧皆作白，兹改作曰。摩沙夷。有盐池，《郡国志》注引此文，作「盐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郡国志》注引作「而后焚之」。其后字当衍。成盐。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旧无此狼字，廖本补，并注。岑，盘木王舅，旧各本作「盘木明。」廖本依《张嶷传》改，有注。不肯服，嶷禽，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今〕有之。【北沙河是】四字可疑当衍，说在注释。 　　三缝县《前汉志》作三绛。　　一曰小会无，音三播。旧本此下皆有小注云「音三播字疑误。」唯刘本多注「缝音播」三字。通道宁州。渡泸，【得】〔接〕蜻蛉县。得当作接，谓县境越泸水，接蜻蛉县界处有长谷。蜻蛉在云南郡。有长谷石刘李本作古。【时】〔猪〕旧各本皆作「石时坪。」顾广圻校稿依《水经注》改。坪，张、吴、何、王本作平，依元丰本也。刘、李、钱、《函》、廖本作坪，依嘉泰本也。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张、吴、何、王本作「不敢往牧」。 　　卑水县　　去郡三百里。水流通马湖。《郡国志》注引作「水通马湖」四字，当是「水通马湖江」五字被削，详注释。 　　潜街县《函海》注云：「刘、吴、何、李本作溪。《汉志》作灊。」　　汉【末】置，《前汉志》已有此县，末字衍。晋初省。《后汉志》已无此县，则当云「后汉省」。而云「晋初省」者，盖蜀汉时曾复置。 　　安上县 　　马湖县　　水通僰道入江。晋初省。刘、李本无初字。 　　　　　　二十四 　　右益州，汉初统郡五。按，谓巴、汉中、蜀、广汉、犍为，皆高祖王汉中时故地，截至武帝建元六年止，不计武帝新开诸郡也。后渐分建，蜀郡及巴【郡】，又分为五郡。为，当作出。谓蜀郡分出汉嘉、江阳二郡，巴郡分出巴东、巴西、涪陵三郡，合为五郡，皆在建安以前。不计汶山郡，非汉王故地也。〔刘二主时，又自〕广汉、汉中、犍为、〔巴西分出六〕【为四】郡。谓自广汉分出梓潼、阴平，汉中分出西城、上庸、房陵，巴西分出宕渠，犍为分出朱提，亦皆故汉中王故境。〔武帝〕【又】开益州五郡，此谓武都、汶山、越嶲、柯、益州五郡，沈黎旋废不计，益州后改晋宁。〔明帝开永昌郡，丞相亮分置建宁、兴古、云南郡〕，合二十五郡。蜀汉世有此二十五郡不误，但上文夺去字多，即不可合，各郡文固在，可按补也。南中平乐、南广二郡亦蜀汉置。平乐旋废，南广丞相亮后所置，故不当计入。旧刻各本怪其数不合，莫知考补，廖本注云「以上舛驳，所未详矣。」及宁、【州】〔荆〕、梁州建，复增七郡，蜀于是有【三】州四，及字《函海》注云「何本误又」。顾观光校云「原误又」。盖元丰与张、吴、何本皆作又，刘、李、钱、《函》、廖本作及也。又「于是有」下州四上，各本皆无三字。廖本有，并注云：「旧脱此字，今补正。」今按：李雄曾置荆州，见《大同志》，常氏原本有荆，为州四。降江左后，嫌荆州与晋抵牾，删去，改荆为州以掩之，而「州四」二字未及改。后之传抄者遂自州断句，以四下属。兹改还荆字，从四断句。〔凡三〕十二郡，旧刻误以四字下属代三字。兹补「凡三」二字。三十二郡者，上二十五郡，加李雄与王逊所增立之平夷、夜郎、平乐、南广（李雄复置），河阳、梁水、西平七郡及荆州之建平郡。由常氏去荆字删建平郡，故从来抄传与镌刻者不能得三十二数而作四十二，并上各数字疑昧不解，听其舛驳，甚至于改四州为三州，三十二郡为四十二也。一百九十六县。各本此文并同。查本书所列郡县，共只百七十四县，尚差二十二县，疑皆在原荆州郡县中，合省并之县计，非常氏原文有误，不尽详考。州分后，《函海》作为。益州凡新旧郡【九】〔七〕，旧刻皆作九，当是七字之讹，说详注释。县四十八，户夷、晋二十【二】〔四〕万。廖本作「二十二万」。 　　譔曰蜀之为邦，天文，〔则〕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廖本有则字，他本无。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旧各本有。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显族，吴、何本无女、显二字，吴作墨巴，何本空格。疑是张佳胤删，以族代女字，意实胜于嘉泰本，然窃疑显族下有脱文，当是原有表扬诸大族字被删。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而宝鼎辉光于中流。离张、吴、何、王本作骊。龙、仁虎跃当脱有一字。乎渊陵。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林】〔穆〕旧本皆作穆。廖本作林。之咏，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固干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 　　附一 　　　蚕丛考 　　蚕丛之名，始着于扬雄《蜀王本纪》，其书今佚，唯有辑本。所辑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小有异同，大旨若一。无非出于扬雄所传。兹于《常志》外选录数种以便参订： 　　《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左言，谓不同于汉语。六朝有「左郡」，谓语言不同之郡。） 　　《艺文类聚》卷六：「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左衽非羌氐俗。应是「左言」讹。） 　　又卷八百八十八：「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综合分析，以求扬雄本语，则蜀王先世最先着名者为蚕丛氏。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曰「帝」，非即已经有国家制度之王号也。 　　常璩在《序志篇》，用特笔反对扬雄所传之说云：「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间周回三千岁。……按《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所据《蜀纪》三语、与《三国志秦宓传》「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文同。璩固云：「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则从前汉至魏晋，作《蜀本纪》者凡八家。扬雄仅居其一。璩与秦宓所据之《蜀本纪》，出于星象家言，非扬雄语。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其《方言》。其记蜀王事，当亦如此。凡民族在无文字时，率有口诵其先代历史之能力。（近世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至七十代以上者。）扬雄生于蜀，与故老习，记其传说如此。虽其真实性不能甚大，亦应较其他学人专恃书本、推断者为可靠。故璩所持以驳雄说者，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常志》相关诸语，亦当有所抉择矣。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 　　胡为称曰蚕丛？凡古籍记述原始社会之氏族名称，有录音者，有录意者。「蚕丛」为录音耶？必不取于如此繁画之两字。意必亦如「 伏羲」、「神农」、「有巢」、「豕韦」之为录意；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蚕丛」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蜀有蚕市，……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去蚕丛已远，后于扬雄一千余年，既非秦汉人传说，更难信赖。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含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出《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言，先只象形，次会意。周秦以降，谐声字乃多。蚕字，从，朁声。其非原始之蚕字甚明。较蚕字早出者，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者为蛾类之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关切者莫如蚕。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识者，是象形末期字；更加虫，以明其非他种巨目动物。原蚕眼实微小，然有大黑斑为伪目，故其造字如此。（家蚕经人工改良变化，多失其眼斑。）我国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畜牧时代大盛。进入农业时代转衰，乃渐进入会意、谐声阶段。估计蜀字之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即为当时之蚕字。后世乃以蜀为原蚕，而于人工改良之蚕种，则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淮南子》云：「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 　　野蚕，今四川有桑之处皆有之。桑林岁久，即自繁生。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或就桑皮皴裂间。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而抽丝，与家蚕丝无异，但多颣结。性不群聚。故蜀字引伸之义为独。扬雄《方言》：「一，蜀也。南楚谓之独。」盖蜀人古语读一为蜀，其字作●，象蚕之形，亦即古代之蚕字。我国古代传养蚕法者，初亦只呼为「蜀。」更造为蜀字。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 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迭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迭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踰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 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１９３４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　　（表示的一般羌人）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 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 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僊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 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作冲里。《水经注》官本作治，朱本、赵本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云：「是唐时写本避高宗讳耳。」今按：秦汉制，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引《后汉百官志》。）《常志》亦云：「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编户之法，大十户左右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地有兴衰，户有增减。增减度过大时，亦每有分并。先有桥，则里因桥为名，先有里，则桥因里为名，此其大较也。秦已建桥，汉始分里，故可推断冲里桥者，原始当单名冲桥。冲即冲途、冲繁之冲字。秦时成都西侧当羌氐、筰、邛出入之冲，（当时临邛入郡自西门。僰自南门，賨自东门，秦自北门。）故正西之郫江桥曰冲。汉立里，因曰冲里。后遂转为冲里桥。宋人刻书者与传写《常志》者，每因唐避治作里，而误会理、里字为唐人避改，遂妄还为冲治桥。犹俗本《史记》、《汉书》，改元元为玄元，说为黑头之义。亦谓古本为避讳改也。 　　市桥　　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 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在《公孙述志》）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尝估其桥址当在今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云：「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 按此谓唐宋之府城）。宋孝武以桥名安乐，寺改名安乐寺。」今安乐寺为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非古之桥神庙也。 　　万里桥　　在郫、检二江合流处之西跨检江。成都舟运，始畅于此。《元和志》云：「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于此），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又「明皇幸蜀过此（《寰宇记》作「适此桥」，义较佳），问桥名。左右以对。明皇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朕当远游万里外，此其验也。』」范成大《吴船录》云：「在合江亭西。」考合江亭，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亦即锦江，一名流江，《元和志》曰「大江」，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也。舟行者自此始，故祖饯者恒于此处。费祎所叹，谓使程之远，正如此桥名，非因有此叹而名此桥也，万里之名，当秦已定，取长江万里为义。《寰宇记》云：「在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也。……七星桥之二。」今按「二里」上疑脱十字。或二为八之讹。所举费祎、玄宗两故事与《元和志》同，则道里不能远异。宋之州城距此，亦不能是二里。所言「笃泉」，疑即今之「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人傅会为薛涛故井也。成都郊区皆饮江水，渠水，不作井泉，惟此有一井泉，故知其为笃泉也。万亦为姓氏字，亦可疑「万里」是里名。 　　夷里桥　　故址当在今盐市口南，跨金河（检江）。本曰夷桥，汉立夷里，遂称夷里桥也。夷字本义训大，训平易，又为姓，齐大夫有夷仲年，又与彝通，不必即为「蛮夷」义。 　　笮桥　　常氏夹叙在七星桥之间。《益州记》、《水经注》，皆以为即夷里桥。《寰宇记》云：「笮桥，去州西四里，一名夷里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今按：李冰七桥皆木制之板桥，可行车马。惟此附郭七桥外，乃仍旧为竹索桥，夷里桥决非竹索为之。李冰于成都通临邛道上各渡口皆作笮桥，明着《常志》。其出少城赴临邛之第一笮桥，正跨检江，当在夷里桥上方赴临邛方向，疑是今草堂寺外龙爪堰处，虽李冰作，不在七木桥内。吴汉入蜀，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二桥，军不得渡。故上趋笮桥。延岑乃以鼓角、旗帜，大出市桥，趋夷里，若欲击其后者，汉军争东向夷里御之，延岑乃以奇兵向笮桥击其后方，故大败之，汉堕水，援马尾得出。其时笮桥亦已易木桥，而市桥江桥皆易为石桥矣。今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亦非秦之笮桥，秦笮桥当跨检江。 　　长升桥　　按《常志》，当在少城西北，跨郫江，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　　按《常志》文，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地书于此两桥无所称述。兹订为如此位置者，如此乃合「上应七星」语。北斗七星特明朗。其四星排列略成四方（微作梯形），是为斗勺。其三星排列微弧，接于勺，为斗柄。李冰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如此乃与「七星」形位相应，否则不为「相应」。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北斗七星，斗勺之前端二星为天枢，其间作直线引长更约七倍距离处为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亘古对地面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便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来。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 　　升仙桥　　即今之「驷马桥」，本汉城咸阳门外护城河桥。张仪筑时应已有木桥，非李冰造。唯郫、检二江上木桥，工程较大，或是李冰造耳。此桥既非跨郫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即不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误入于七星桥。缘《益州记》误。） 　　李膺《益州记》久失传。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尽同。如《寰宇记》谓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余四桥无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言七星桥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之文正同。故知其出于《益州记》也。然《一统志》所传《益州记》之桥次为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谓即长升桥，其下突然跃越至斗柄中，显有未合，疑原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乃合，然则李膺本语固以笮桥入于七星与《水经注》同也；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叙合。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如上所述。可疑所云「李膺《益州记》」，亦只是后人所妄托。即如长、员、玑、夷、尾、冲、曲等星名，亦非天文诸书所固有，不得为李膺实地考察之言矣。 　　若《常志》文，「上曰笮桥」四字为自注语，则从江桥为斗魁第一星起，次万里、夷里、市桥为勺。次冲里、长升、永平三桥为柄，以象北斗，殆似之矣。 　　综上言之，可得下之结论：「上应七星」之说。除形似外，不能有其他意义。既云：「（秦城）西南两江有七桥……上应七星。」即不得有升仙桥（驷马桥），亦不得有笮桥。笮桥虽亦在检江，与七星不相应，亦非如七星桥之为木桥，常文本自明白。后人转引讹谬，以升仙亦为木桥（汉世笮桥亦为木桥），而永平桥远（或已坏），说者不知，亦不细审常文，致昧七星之义。 《五行志》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颜注：「钳子，谓钳徒也。牢，系重囚之处。」）篡死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羽寖广。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南中志 　　（在蜀《汉书》曰《宁州志》。） 　　　　　　一